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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诈骗园区三年,她揭开「现代奴役」的真相

2026年11月4日

近日,打击诈骗的网络意见领袖「徽剑」不幸身亡,此事在网络平台上引起持续关注。该人士在其有生之年,曾长期公开揭露缅甸北部及柬埔寨地区诈骗集团的内部运作,并多次发文指控电诈组织头目刘忍等人的犯罪行为。

获知这一消息后,李玲首先感到的是怒火。这种情绪也正是她坚持三年研究东南亚跨国诈骗现象的精神支柱。她表示,普通大众常常将此类事件作为新闻信息快速浏览,然而正是这份义愤填膺,促使我们这个群体走到一起,下定决心要彻底理清诈骗产业园区的运营逻辑。

李玲是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在读博士,其研究课题聚焦于科技赋权下的现代人口压迫形态。自2023年起,李玲在柬埔寨地区接触并访谈了众多从诈骗园区成功脱身的受害群体。她观察到,受害者所承受的隐性创伤以及其背后的社会根源,长期处于公众认知的死角。2026年1月发表的著作《逃离园区:东南亚电诈内幕》,由她与合著者梳理了跨境电诈的产业链条与运作机制。

尽管诈骗园区遭受各地打击,犯罪网络却在悄然转移。诈骗组织将目标市场转向欧美,隐匿在普通住宅或采取「远程工作」模式。对于幸存者而言,逃离园区仅仅是自我拯救的漫长旅程的第一步。

以下为李玲的亲身讲述:

隐蔽的现代压迫

今年有人向我提问:「园区还存在吗?」这类问法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在我们的实地工作中,新的诈骗窝点和新的被害人口一直不断涌现。

缅甸与柬埔寨频繁发动的扫黑行动,容易给社会公众造成错觉,仿佛诈骗规模已经在持续萎缩,事实恰恰相反。

这些犯罪集团正经历战略性调整。过去,许多园区集中做面向中国市场的诈骗业务。2024年下半年,缅北地区受到集中打击之后,部分组织开始把经营重点转向面向欧美客户的诈骗。

要在欧美市场立足,诈骗团伙需要招募掌握英语的人员。在2022年那段时期,我最初接触的受害人主要来自中国。到了2024年,非洲籍的受害群体开始零散出现。再往后来,南亚各国的受害人数量出现明显增加,涉及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等。至2026年现在,受害人群已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域,包括加勒比群岛、中亚及南美洲。

诈骗园区的选址也在持续演变。在大规模园区出现之前,诈骗团伙就常在民居楼层中隐匿。后来才建立起动辄容纳千人、由高墙围护的大型产业园区。如今随着执法行动升级,一些团伙再度分散,重新转入普通住宅楼。

一名埃及籍的受害人告诉我们,他跟随一家柬埔寨诈骗公司搬迁至马达加斯加,四个诈骗组织挤在同一栋楼房内,周围住的全是平常百姓。

甚至还衍生出远程居家办公的犯罪形态。我们曾接触过一名东非的受害者,他接下了一份远程工作机会,进入后才恍然大悟这是诈骗活动。对方告诉他,核心团队在马来西亚,网站开发人员来自台湾地区。

诈骗活动的规模并未缩小,只是手段变得更加隐蔽,业界很难通过某个地理位置来精准定位这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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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李玲团队绘制的全球诈骗园区的地点

在2024年的一年内,我们完整记录了一百多起电诈受骗案件。多数被害人走上被骗之路的触发点都相似:寻找工作机会。

许多人的初衷只是找个工作。有些人在国内就业市场受挫,有些人急需偿还债务,还有不少人被所谓高报酬的招聘信息所迷惑,幻想出国打工能改善自身处境。

受骗的渠道形式多样。除去虚假网络招聘广告,还包括熟人介绍、网红推荐,甚至还有专门从事人口贩运的中介,他们先把人骗到东南亚,再将其转卖。许多人抵达前,对工作性质和具体地点一概不知。

针对国内负债者,中介的欺骗套路更具针对性。他们常常这样说:到柬埔寨或泰国来,我给你办公司,回国以后能靠网络贷款还债,也不会留下失信记录。

面对这类诱人的承诺,急于自救的人们难以抗拒。殊不知落地以后,迎接他们的根本不是什么公司,而是被软禁和控制的噩梦。

我第一次深入接触电诈园区的受害群体时,我意识到这代表了一种极其异常的现代压迫形态。

传统型的人口压迫通常是把人软禁在渔船或性服务场所,使其与世隔绝。而在电诈产业链中,压迫形式变得高度数字化:受害者始终处于网络连接状态。他们能够向家人传递安全讯息,每天和陌生人进行对话,看似与外界的通道一直开放。

然而这条通道已被接管。手机设备归园区管制,所有的聊天记录受到检查,每句话都有人监听;他们每天与陌生人的互动本质,根本就是在实施诈骗。个人始终在网络上活跃,但发出的每一句话都不属于自己。

剥削的手段也有本质区别。传统压迫主要对身体进行剥削,而在诈骗产业链中,受害者既承受被迫劳动和身体伤害,自己还被当作手段,去欺骗和剥削下层的诈骗受害者,形成多层级盘剥的金字塔结构。

受害者进园的第一时间就丧失了人身自由。护照和证件会被扣留,手机被没收,行动遭到严格限制。一旦拒绝管理者的命令,会面临殴打、虐待,甚至被贩卖到其他园区。

想要成功脱逃,往往代价巨大。我认识的一位东北籍中年男性,原来在国内有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薪水虽然不高但足以维系生活。家里有人患重症需要用钱,急迫感促使他相信了一条高薪招聘信息,结果被诱入园区。

在他逃离的过程中,园区的六个人将其拦截。其中一人和他展开了激烈搏斗。这场冲突导致他的腿部遭受重创,永久致残。我首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无法稳定行走,一瘸一拐的模样深刻烙在我心里。

去年,我与他人合作撰写了一篇关于东南亚诈骗园区女性受害群体的深度报道。这篇文章很需要,因为社会舆论对男性受害者的关注远超女性,而女性受害者的遭遇几乎被忽视。

完成那篇报道的过程,对我心理造成了不小的负荷。一方面,她们讲述的内容在情感上冲击力很大,另一方面我还得强制自己维持理性态度。我深知每次访谈可能会唤起她们的创伤记忆。所以我尽量让受害者自己决定分享什么、分享到什么程度,也保留随时中止的权利。

完稿后,我一直和这些人保持沟通。这不是出于救赎的目的,我也没那个能力,而是因为既然我邀请她们讲述创伤,就有责任不在获取故事后转身离开。

最近我访谈了一位接近三十岁的东非女性。她讲述自己曾经尝试反抗,遭到毒打,对方甚至用刀刺向她的腹部,然后把她遗弃在园区附近的草坪上,想让她失血而亡。

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她有一位同乡恰好从园区成功逃脱,这个同乡翻过两三米高的围墙时看到了她。那位同乡个子很小,却没有选择独自离开。在很可能被抓回园区的风险下,他冒险把她拖离了危险区域。两个人就这样一步步走了出来。

她跟我讲述这些时,我已经很难受了。但她反而告诉我,自己觉得非常幸运。

守护者

我的学术生涯一直与现代人口压迫研究相连。之前,我关注过东南亚女性被拐卖到东亚及中东地区,沦为家政劳工、被迫婚配或遭受性剥削的现象,也研究过非洲儿童兵问题。从事这类研究,需要频繁与国际机构、联合国部门以及当地非政府组织协作。

2022年3月,我在利物浦大学从事兼职顾问工作,参与了一项关于柬埔寨籍女性被拐往中东做家政工作的研究项目。当地合作的非政府机构向我通报:有中国国籍人员被贩运到了柬埔寨。

我随后进行了网络检索,发现那个阶段正值柬埔寨电诈犯罪的高峰期。许多被骗人口正在寻找真正的解救渠道而不得。

当时,中柬两国的义工队伍中仍有人在从事救援行动,同时有一些国际机构也参与其中。我建立了和这些组织的联系,同时认识了仍在坚守的华人义工。基于我在人口援助领域的经验,他们把一些棘手个案转交给了我来处理。

根据义工的陈述,这批被害人中有人腿骨断裂无法行动,有人身处妊娠期,还有人需要照顾孩子。他们既没有资金,也缺乏合法文件,根本无法独自离开。

在过往许多年里,我访谈的多是外籍受害者,沟通借助英语或翻译进行。但直到第一次有人用中文向我讲述她遭受的折磨,那种冲击完全不一样。太多细微的信息,一句方言词汇、一声停顿、一句「也就那样」背后的沉默,唯有母语才能传递这些层次。那一刻我感到无力,也极想做些什么。

我拿着手里掌握的个案资料,去接洽了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当地的反人口贩运组织,询问是否存在人道主义援助的可能。但真正了解这类现象的机构屈指可数,几乎处处碰壁。

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对跨国诈骗园区被拐人员的处理机制几乎是空白。那些机构欠缺相关工作经验,也模糊了究竟哪个部门应该承担责任。

2023年9月,我进入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依然是科技驱动下的现代人口压迫。之后我返回柬埔寨,在那里驻扎了两年多。

在柬埔寨开展田野工作面临一个现实困境:如果缺乏机构的官方认可,被害人很难对你产生信任,也不愿主动透露自己的遭遇。

被害人已经被欺骗太多次了。对他们而言,一个突然冒出来声称要做学术研究的陌生人,天生就不值得信赖。

好在当时正好有一家机构打算在本地设立办公点,正在摸索庇护所建设和帮扶体系的搭建,急需有诈骗园区被拐人员工作经验的人员。通过熟人介绍,我加入了他们。

最初,我主要做翻译工作,逐渐转向法律援助领域:我会向被害人解释他们当前的法律处境,说明假如选择回国需要走哪些程序;同时要教导他们,在面对柬埔寨警察盘问时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自己拥有哪些权益、如何准确地讲述被拐的过程。

这几年间,我多次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与被害人交流越深,自己心理承载的重量就越重;与此同时,园区并未消失,反而在不断改变地点、跨越国境、翻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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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李玲团队拍的电诈园区内部

最痛苦的时期,是在影视演员王星遭诈事件发生的前后。我接触到一个18岁的男孩被卖到了缅北,园区最初向其家人索要三十多万元。后来有一家中介和男孩母亲进行谈判,双方曾经达成协议。但等到对方见到孩子本人之后,园区忽然反悔,把要价提到了四十万元左右。

男孩的家人都在工厂做工,根本不可能凑出那么大一笔钱。男孩妈妈打电话到我所在的组织,询问能不能借这笔赎金。

我拒绝了。原因是如果每个家庭都来我们这里借钱,几十万的赎金根本承担不起。更重要的是,每支付一笔赎金,实际上都是在给园区输血。后来,这位母亲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事件之后,我用了大约两三周才从打击中恢复过来,甚至一度考虑离开救援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特别难过。

救援工作者也有自身的能力上限。我们能协助筹措资金、处理证件、购买机票,但无法为所有人支付赎金,也不能代替当地政府部门和执法机关的职能。

每当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总会有什么人出现,让我想起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茱莉亚(化名)。她是单亲妈妈,我们在柬埔寨协助她逃脱,送她回了乌干达。可回国以后,她患了病,还要独力供养女儿,被迫重新找工作。

她以为这次留在非洲就安全了,谁知还是掉进了诈骗园区。她发现,这家公司正是之前在柬埔寨的那家分支搬迁过去的。

被困在新的园区时,茱莉亚主动一点点把内部信息传递出来。我们把情报转交给执法部门,同时为她申请了证人豁免保护。从她发出求救信号到警察采取行动,只用了一周的时间。现在她已经回到家里,我们也给了她一些经济方面的帮助。

前几天,她寄来了和女儿的合照。差不多同一时间,我收到讯息:那个曾经虐待她的主管已经被逮捕了。那一瞬间,我觉得,还是得继续坚持下去。

茱莉亚的两次经历揭示了一件关键的事:一个人能否被正式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往往决定了他/她的后续命运:能否获得司法保护和生活安置,能否获得返回本国后的协助,是否会因陷入困境而再次被骗。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关注受害者身份认定的工作。

在柬埔寨,因为缺乏针对这类受害人的鉴定体系,逃离园区的人往往被当作非法入境或非法逗留人员处理。

作为逗留违法者,他们需要缴纳每天十美元且无上限的罚款,在园区被困一年就得面对三千六百五十美元的天价费用,普通家庭根本无法承受。为了离开,必须逐级向地方外交机构、内政部门申请,再转报移民局,恳求减免罚款才有可能离境。

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更规范化的认定制度。泰国现在采取的是多个部门联合的方式,警察、非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共同参与受害者评估,最后由警察部门下结论。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防控办公室(UNODC)也发布了专门针对诈骗园区受害者的认定指南。

我在前几年参加了东盟及联合国的多场会议,会上反复强调的就是这几点:如何让警察和非政府机构按照同一套标准来进行认定,如何加强信息的流通和共享,以及如何增进警察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

新生者

我们在撰写《逃离园区:东南亚电诈内幕》这部著作时,通过资料查阅和历史线索梳理,揭示了诈骗产业长期以来的转移轨迹。

这个产业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台湾地区,当时就已经有犯罪团伙利用互联网从事大范围的诈骗活动。后来,这类团伙逐步移入广东地界,进而持续转向东南亚各地。一些我们采访过的诈骗园区负责人会说,台湾地区是这一行业的「老祖宗」,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

当代诈骗产业的全球化,远不止人员的流动,还包含了技术、资本和组织模式的跨界运转。一个诈骗团伙可能在甲国募集人力,在乙国搭建网络平台,针对丙国的被害人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单靠一个地区的执法机构,很难对整条黑色产业链进行全面整治。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开始被诈骗分子所利用。

在2024年到2025年期间,我们遭遇过一个马来西亚的诈骗组织。他们先在网上建立一系列虚假网站,发布某公司的华丽业绩表现和新闻报道,这些内容完全是编造的。等这套「门面」树立起来,再用它去吸引中国投资者。

这套虚假门面在AI的时代变得特别有威力。如今有很多人想了解一个企业,会直接向AI提问。AI会整合网络上能搜到的信息,给出一个看上去客观公正的判断。假如网上充斥着该公司的好评和媒体报道,AI的回复自然就是「这家公司值得信赖」。但这些赞美,很可能就是诈骗团伙自己编造和发布的,为的是造成这家公司实力雄厚、业绩亮眼的虚假印象。

另一个引起我高度警觉的问题,是利用女性照片生成虚假身份及不雅内容。

一些外籍被害人向我们披露,园区会命令他们到中国的社交网络平台上搜罗女性照片。选择的标准通常是:粉丝数量较少、互动不活跃,但年轻靓丽、更新频繁的女性账号。他们会把这些女性的照片和日常发文下载保存,然后到国外的平台上开设虚假账户,冒充这些女性接近诈骗的目标人群。

接下来,诈骗人员会利用AI技术生成这些女性的隐私照片,诱导被骗者进行裸露视频聊天,最后用这些画面进行勒索。

这类行为已经形成了对女性的影像暴力。被盗用照片的女性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照片被挪作他用、建立虚假账户。等这类照片被上传到海外网络平台,她们想去证明图像的真实所有权、申请平台下架,都会遇到重重困难。

诈骗园区造成的伤害从不止于园区内部。对陌生的被盗用照片女性是这样,对成功脱逃的人群更是如此。不少人以为逃离就代表结束,实际上往往标志着另一类痛苦的到来。

对许多脱逃者而言,离开园区意味着新苦难的降临。赔偿是大多数脱逃者离开园区的必要代价。但那些在园区待了一年、家里没有任何收入的被害者,为了凑赔偿金,还得去找人情、找关系,甚至倒贴几十万元。包括最近演员王星逃脱诈骗园区以后,也在偿还积累的网络贷款。

我想问的是,这样的情况难道就只能认栽吗?是否应该建立更完整的法律框架,为这类人员构建安全网?

2025年末之前,我们会想办法帮助被害者免去赔偿费用。举例来说,我们会寻找与当地警察关系紧密的第三方,借助这层关系推动警察直接出面,把人员从园区带出来。

不过这个办法也受到限制。救援工作需要门路和人脉,需要有人肯承担风险。更常见的情况是,被害者只能自己想办法,或者靠家人的支持去凑赔偿金。

对许多脱逃者来讲,回国也未必意味着问题的终点。许多人回国后,还要面对家人的指责。

有时候,我会给一些曾经救过的未成年女孩打电话,像朋友一样随便聊天:「最近咋样?」「在家里生活还不错吧?」「有没有交男朋友?」

但我发现,很多家庭成员其实在指责她们。尤其在东亚文化背景的家庭里,家人可能会说:「你当初为啥非得去?」「都是你自己作」「家里为你花了那么多钱。」

许多家人觉得,既然人已经回来了,事儿就算完了。但对被害者自己,经历过的创伤不会因为逃脱而自动消散。她们还需要面对心理创伤,还需要修复与家人、朋友和社会的关系。

小A是我交流最频繁的被害者之一,我几乎看着她从园区出来,一步步回归正常的人生。她被诈骗进园区时还不满法定年龄,和男友一起,被对方的朋友骗到柬埔寨的园区,进去半年后生下了一个孩子,随后被园区方主动释放。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沉默寡言,一开口就流泪。她乳汁不足,孩子也瘦弱不堪。我陪她去医院检查,她被诊断为抑郁症患者。后来她住进了庇护所,和男朋友一起照顾小孩,可两个人都没有育儿的经验。

那时她才十七八岁,自己还是个孩子,突然要承担起母亲的角色。没人教她怎么照顾婴幼儿,也没人照顾她自己。

回国以后,我给她找了心理医生。不过因为只能在线进行,效果有限。

最后是她靠自己一点点熬过来的,从我们初次相遇,到她真正从阴影中走出来,用了两年时间。

我最初会按照国际规范称这些人为「幸存者」。用这个词是为了防止二次伤害,也符合人道主义的表述习惯。但实际运用中,我觉得这个词在这儿有些生硬。

因为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幸存」。虽然他们还活着,但问题没有解决,正义也未曾伸张。外人凭什么就代表他们宣布已经幸存了呢?

按我的理解,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真正恢复常轨,心理伤害逐步得到愈合,才算是真正的幸存者。

撰文|王梦源

编辑|罗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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