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在媒体工作,妻子是老师,家里的收入并不差。可为了照顾正读高三的儿子,他甘愿挤进这间小屋,上班路上耗费的时间也由一小时拉长到了四小时。
王力说,挤在人潮涌动的地铁车厢里,他常会冒出一个念头:都到中年了,自己竟也过上了“候鸟”般的日子。他至今记得住进来的头一晚,睡梦中刚翻了个身,床脚就断了,整个人歪斜着陷了下去。
如今,和王力一样的“陪读候鸟”早已不在少数。有的家庭从城西搬去城东,通勤路程多了一倍;有的在校门口一租就是三年,光房租就花了二十多万元;还有人干脆跨越了大半个地球……
有人迁得近,有人迁得远;有人付出得少,有人付出得多。可他们奔赴的方向却出奇一致——孩子在哪里,家就搬到哪里。
说起来,王力是被儿子的学习状态“推”着迈出这一步的。升入高三后,儿子抱怨在宿舍休息不好。学校对面那家快捷酒店做的正是陪读生意,班上已有三名同学住了进去。一开始王力并不赞成:“只剩最后几个月了,宿舍吵是吵了点,但学校里的氛围总归是好的。”然而眼看儿子一天比一天绷得更紧,全家人最终各让一步,商定由爸爸陪儿子,妈妈在家照顾女儿。
陪读的好处一目了然:儿子再也不用迁就室友的作息。可这份便利,是拿王力的身体和家庭的完整换来的。短短两周,他就掉了四斤肉;每天来回四个小时,睡眠被挤得所剩无几,只有周末回到城市另一头的家里补上两觉,才算一周中难得的喘息。这几个月里,一家四口想围坐着吃顿晚饭都成了奢望。“那阵子心一直悬着,最担心的就是小的生病。家里谁都不能出岔子,缺了任何一环,日子就转不下去了。”
话虽如此,这三个月也让他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床塌的那天夜里,儿子对他说:“爸,你睡我这儿。”这样的话,放在从前,儿子很少会说出口。更让他意外的是小女儿——过去爱耍小脾气的她,如今放学回家会自觉写作业,妈妈还没下班,她就自己叫好了外卖。“她体会到了爸妈和哥哥的辛苦,比以前懂事多了。”
陪读为何越来越常见?
记者与同事此前面向新高一家长做过一次以陪读为主题的问卷调查。回收的452份有效问卷显示,有21%的家长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不少高中班主任的反馈也印证了这一点。杭州某重点高中的一位班主任表示,等到了高三,这个比例还会继续往上走。
陪读怎么就从少数家庭的选择,演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在教育学者熊丙奇看来,陪读家庭增多,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焦虑的层层下移:高考的压力传到高中,高中再传到初中,初中又延伸到小学乃至幼儿园。沿着这条链条,家长介入孩子学习和生活的时间越来越早,陪读也由“临时应急”变成了“标准配置”。
熊丙奇还注意到,许多家长开始陪读之后——全职陪读者尤甚——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把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家长最该着力的,是让孩子学会独立、懂得担当。要是连锻炼独立的机会都替孩子拿走了,陪读就会适得其反。”
曾任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长期从事家庭教育研究的蒋莉则认为,陪读之所以多了起来,和家庭教育方式的错位不无关系。“不少家长以为自己是在应对眼下的难题,实际上是在给更早的阶段补课。”据她观察,很多孩子上了高中仍融不进集体生活:嫌宿舍人多,嫌洗澡得排队,嫌值日要轮班。“这些事在家里他们几乎碰都不用碰。本该教孩子学会生活的那几年,家长把大把精力投进了各类课外班。这一课没补上,集体生活里再平常不过的小摩擦,都可能被放大成‘必须搬出去’的理由。”
她给出的建议是,在孩子年纪尚小时,家长就该有意识地培养其生活自理能力。“孩子会过日子了,家长天天看着他把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觉得孩子能行了,自然也就学会放手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错位带来的影响,有时还会延续得更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忠云就曾提到,孩子若长期在“教室—补习班—出租屋”之间三点一线地往返,社会化能力会被削弱;与父母相处、参加运动、和同龄人交往,这些无法直接折算成分数的经历,对人格的塑造同样不可或缺。
陪读从来都不是问题的答案,它更像一面镜子:一面映出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仍不均衡的现实,一面映出不少家庭把生活能力的培养一拖再拖、把教育责任全数揽到自己肩上的困局。学校周边的出租屋越来越抢手,父母为了让孩子多睡半小时,不惜改写整个家庭的生活轨迹——这背后不只是一场“候鸟式迁徙”,更关乎整个社会怎样看待教育、怎样安顿孩子的成长。
真正好的陪伴,终点应当是孩子不再需要陪伴。
(出于隐私保护,文中部分家长的姓名及可识别信息均作了化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