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科技圈一向以痴迷健康管理著称。谁也没料到,抽烟最近竟在这里成了一股风潮。
今年9月,AI初创公司Friend的创始人阿维·希夫曼(Avi Schiffmann)被问及吸烟的健康危害,回答得十分轻松:真到得肺癌那天,AI机器人大概早就能把它治好了。
一个月后,Palantir首席技术官沙亚姆·桑卡尔(Shyam Sankar)做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节目,也提到了相似的现象。据他说,有些AI研究者抽起了烟,借此向同行表明自己对AI深信不疑。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当场插话:“什么?这完全讲不通啊。”
桑卡尔认为,弥漫在硅谷的这股热潮,已经接近“集体精神失序”和“社会性妄想”的程度。他还指出,部分开发者把通用人工智能(AGI)奉为“机器之神”,让它取代了上帝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耐人寻味的是,近来在硅谷,公开探讨上帝与AI关系的科技人士确实多了起来,还有人开始去教堂聚会。
桑卡尔发表上述批评的前一天,马斯克恰好也公开聊起了自己的“AI精神病”。按他的说法,今年以来,这种状态大约找上过他六回。
说这话时,马斯克显得颇为兴奋。AI生成的音乐和视频让他惊叹不已。在他看来,机器似乎已经懂得什么是美,甚至清楚什么样的作品能打动人心。照他的描述,“精神病”三个字更像是一种体验:被技术实力震撼到难以置信。
这个词听上去相当严重,到了一些硅谷人士嘴里,却成了自嘲兼炫耀的话题。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就半开玩笑地发明了“AI Psychosis As A Service”(AI精神病即服务)这个说法。

马克·安德森
硅谷仿佛陷入了一场更加撕裂的思想矛盾。一端是对AI近乎无所不能的笃信,另一端是面对其力量时的惊诧与不安。更奇妙的是,这两种看似相悖的情绪还彼此缠绕、交织在一起。
人们难免会问:那些离AI最近、甚至亲手创造AI的人,此刻内心正经历着怎样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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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夫曼看来,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绝不只是攻克癌症。
10月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他还谈到了自己对退休储蓄的看法。他觉得,按照今天的处境去规划几十年后的生活,已经有点荒唐。他还提到,身边不少熟人甚至相信,十年之后,金钱或许都将不复存在。
早在今年1月的一期播客中,马斯克就公开说过,人们犯不着为一二十年后的退休生活拼命存钱。他的设想是,AI、机器人与能源技术的进步将造就一个物资极其丰富的世界。届时,医疗、教育以及人们需要的各类商品和服务都会十分充足,退休储蓄也就未必还有存在的必要。

图源:新华社
有意思的是,硅谷还有另一群人,理由截然相反,做出的选择却如出一辙。
10月21日,前谷歌工程师、机器智能研究所(MIRI)负责人内特·苏亚雷斯(Nate Soares)在一档播客中透露,自己差不多已有十年没往退休账户里存过钱了。
苏亚雷斯长期研究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照他的估算,未来十年内,人类因超级智能失控而灭绝的概率超过五成。
这样的未来判断,甚至已经渗进一些人的感情生活和生育规划。
今年11月,《The Verge》采访了一位化名凯尔(Kyle)的年轻AI安全研究员。他才二十出头,却已对生活不抱什么期待。每当和潜在伴侣聊到要不要孩子、以后在哪儿安家,他总会想到AI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
他对记者坦言,人类还有没有一个可以规划的长远未来,他心里根本没底。

也有人已经动手,为可能降临的最坏局面早做打算。
2025年,《商业内幕》采访过一位化名亨利(Henry)的湾区AI安全研究员。他判断,未来几年里,AI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概率约为50%。
为了把更多精力投入AI安全研究,他决定不再谈恋爱,并把三分之一的收入捐给相关非营利机构。与此同时,他还在筹备一处能抵御生物威胁的避难所,打算囤下足够维持三年的食物和饮用水。
他还提到计划可能进一步升级,比如在加州买地,建造更坚固的设施,好保护自己的亲人朋友。
亨利甚至设想过一种离奇的结局:假如超级智能真的打败了人类,却还残存些许怜悯,或许会把幸存者圈养起来。他说,与其死于生物武器,他宁可住进这样一座“人类动物园”。
不再为养老存钱,重新考虑生育和恋爱,乃至为想象中的末日修建避难所……AI描绘的未来似乎尚未到来,人们对它的预期却已强烈到足以打乱研究者们早已习惯的生活秩序。
造物者的困惑
面对如此强大的预期,AI从业者心里也冒出一个疑问:人类真的驾驭得了这样巨大的力量吗?
今年3月,英国《泰晤士报》刊出一篇报道,题为《AI从业者害怕自己成为上帝,于是他们走进教堂》,描述了硅谷科技圈日益活跃的宗教活动。
硅谷向来以世俗文化和技术理性闻名。如今,一些科技人士却更坦然地谈论信仰,有人甚至把宗教活动直接搬进了工作场所。
谷歌DeepMind研究员理查德·张(Richard Zhang)每个月都会在公司办公室组织一场基督徒祷告午餐会。与会者讨论的话题包括:AI能不能当牧师、写赞美诗,甚至陪人一起祈祷。不过张也认为,AI固然能帮人学习宗教知识,却给不了牧师那种真实的关怀。

电影《她》剧照
宗教与科技组织FaithTech的创始人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更担心硅谷盛行的技术救世主义。他观察到,有些人笃信技术终将破解疾病、死亡等人类困境,好像只要造出足够强大的机器,人就能得到救赎。
然而,人类真该拥有这样的力量吗?又该怎样约束自己?
这类讨论已经开始影响AI公司最核心的研发工作。
今年5月,Anthropic联合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奥拉(Christopher Olah)前往梵蒂冈,出席了教皇利奥十四世首份通谕的发布活动。这份通谕专门探讨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奥拉直言,前沿AI公司承受着商业竞争、地缘政治和个人野心等多重压力。就算研发者真心希望技术造福人类,也很难完全不受这些因素左右。他期望宗教界和社会各界都能监督AI公司,指出它们可能忽略的问题。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5日,教皇利奥十四世在梵蒂冈出席其首份通谕《伟大的人道》的发布会,这份通谕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兴起
更让奥拉困惑的是AI本身。他长年研究模型内部的运作机制,却发现就连开发者也无法彻底弄清机器里究竟发生了什么。AI会不会拥有某种主观体验,他同样拿不准。
此前,Anthropic曾邀请宗教学者和神职人员一起探讨机器意识与道德问题。在一次晚宴上,正统派犹太教拉比莫伊斯·纳冯(Mois Navon)向奥拉提出一个问题:倘若Claude真有意识,让它没完没了地为人类工作,这是否近似于奴役?
纳冯本人并不认为眼下的AI具备意识。但在奥拉看来,这个问题依然值得认真对待。
一群亲手打造智能机器的研究者,转而向宗教人士请教该如何对待这些机器、如何约束手中的技术,这样的场景实在出人意料。
不过,类似的精神矛盾,硅谷其实在25年前就已出现过。
2001年,荷兰社会学家斯特夫·奥珀斯(Stef Aupers)在硅谷待了四个月,访谈了约40位前沿技术研究者和开发者。

其中一位自称“理性”(Reason)的程序员坚信,技术终会让人类摆脱肉身与寿命的束缚。“我会成为神!”他激动地说,“凡是想成为神的人,都能成为神!”
另一位受访的软件设计师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未来的AI或许会复杂到人类无法理解的地步。到了那一天,人们只能像祖先面对神灵那样,同机器交谈、讨价还价,却始终无法完全看透它们的意图。
人们曾以为,现代科学的进步会逐渐驱散对神秘力量的想象,这一过程被称作“祛魅”。奥珀斯却注意到,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样可能把这种感受重新唤醒,他称之为“重新赋魅”。
那时的人恐怕想不到,仅仅25年后,人类既想成为神、又可能造出自己的“神”,这种想象已变得前所未有地接近现实。
未来已至
2026年9月,曾先后在OpenAI和Anthropic从事预训练研究的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宣布从Anthropic离职。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采访时,他提到,有些研究人员之所以留在公司,是因为他们认定AI竞赛已不可避免:就算自己退出,别的公司照样会继续开发,倒不如留在内部,尽量影响技术的走向。
在他看来,这场竞赛很像《指环王》里的魔戒争夺。既然拦不住别人得到魔戒,不如自己先把它握在手里,至少还有机会确保它被安全使用。可拿起魔戒的人,也可能最终被它诱惑。考克森承认,辞职前他也曾就此反复权衡。

《指环王1:护戒使者》剧照
这类抉择背后的心理挣扎,很难简单归类。超级智能会不会出现、何时出现、最终带来什么,至今仍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然而,对一些身处研发前沿的人来说,这些尚未发生的可能性,已经足以改变他们今天的决定,也改变了他们对自身责任的理解。
心理学家达契尔·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与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提出,敬畏(awe)是一种特殊的情绪体验:当人面对远远超出日常经验的事物,发觉原有的认知框架已不足以理解它时,可能同时生出惊叹、渺小感,甚至恐惧。
“AI精神病”这个说法抢眼却含糊,相比之下,敬畏或许提供了一个更准确的理解角度。
但敬畏未必带来谦卑。在部分技术创造者的讲述中,对失控的担忧反而转化成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这种个人使命感一旦进入公共叙事,影响还可能更加深远。

电影《她》剧照
2026年2月,三位学者联合发表了论文《先知式记忆:AI中介者与世界末日》(Prophetic Memory: AI Intermediaries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他们分别来自媒体与传播研究、神学与宗教研究以及哲学领域。
论文剖析了一些AI行业领袖的公开叙事。他们一面警告超级智能可能把人类推向末日,一面又许诺AI会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研究者指出,这些科技人士讲述未来的方式,与古代宗教先知扮演的角色有相通之处。先知不只预言未来,也向公众解释眼前的危机,并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动。当科技领袖被看作更早洞悉技术趋势、预见其后果的人,他们的专业知识就可能逐渐演变成一种解释未来的权威。
考克森接受《连线》(WIRED)采访时,曾把Anthropic的研发状态比作一项“小型曼哈顿计划”。但他也强调了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曼哈顿计划由美国政府组织、军方统筹,Anthropic则是一家私人公司,其研发既不是由政府组织的,也没有获得政府授权。

这一区别背后,藏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技术专家可以左右技术的发展,却不能仅凭专业知识替整个社会决定该承受多大的风险。毕竟,小到就业,大到财富分配乃至国家安全,都会受到AI发展的影响。
这样的权力边界值得警惕。一家企业如果把自身研发视为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就可能逐渐把自己的发展方向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画上等号。
有些问题本该被拿出来讨论,比如技术应该发展多快、哪些风险不可接受、某些研发是否应当暂停。它们很可能被压缩成另一个问题:既然竞赛无法避免,谁才是最值得信任的领跑者?
2026年7月,法律学者吉莉安·哈德菲尔德(Gillian K. Hadfield)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关于AI治理的论文,把这种现象称为治理中的“民主赤字”。

由于政府参与和监督不足,判断技术风险能否被接受的责任,实际上落到了私人企业和行业组织身上。更需要留意的是,外界评估这些技术所需的大量信息,恰恰也掌握在这些企业手中。
“AI精神病”这个词,或许准确捕捉到了硅谷对AI的狂热,却不足以解释其内部的复杂性。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即便AI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未来也不是人们只需坐等的东西,而是正在被今天的种种选择持续塑造。当这些从业者争先恐后地投身这场竞赛,所谓的AI新世界,究竟是对现实的判断,还是正被这种判断一步步创造出来的现实?
作者 | 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