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数字在暗示着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火热：98.1%的就业率、83.9%的应届毕业生获得正式录用通知、多个职位等待单个毕业生填补……这些令人瞩目的指标似乎在证实一个事实——日本招聘端已成为绝对的卖方市场，倘若肯去，工作机会唾手可得。
网络舆论的描述令人怦然心动：「什么人都能来找工作，只要肯低要求，工作多得是」。曾因哺乳期被企业遣散、离开职场整整三年的小艾；读到博士阶段却被迫肄业、一直碰壁的小摩；以及那位不愿再被「前台」职业束缚的专科女孩花花，这些人在过去两年里先后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奔赴日本。
他们没有日本教育背景，听不懂日本话，有人兜里只揣着十万块钱。年过三十的他们首次踏入异国，开启了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重塑。
文 | 许峥
编辑 | 张轻松
运营 | 芋头
破局
九月初秋，札幌的天空蔚蓝而澄净，花花到此的一刻，内心被一种陌生感占据——自己确实已经身处异国了。
语言培训学校分配的宿舍空间逼仄，约四平米见方，踏入房门即为床铺，靠近的位置放着书桌，别无他物，这种配置让她想起了韩国的考试院。月租四万五千日元，折合人民币大约一千九百元，她用十万人民币的储蓄做赌注，期限是在日本找到工作之前，倘若失败，返回厦门摆摊卖手工品也是退路。
家人们反应强烈，纷纷指责她被某些不明机构洗脑了，此举无异于参与骗局。
这是花花人生中第一次出国，对日语一窍不通，更无日本朋友圈。最接近国境的一段回忆，还是某次前往西藏旅游。在做出出国决定前，她反复考量了半年之久。可无论如何推敲，有一个念头始终挥之不去——她厌倦了因从事「低端岗位」而不得不看他人脸色的日子。她需要换一个环境。
从二十一岁的大专三年级实习期开始，花花就在客服、前台与销售这三个岗位间打转，从未转身，常年处理客户投诉。
最早的实习分配是前台工作。她在泉州的一家酒店驻守前台，日复一日踩着高跟鞋站立八小时，办理住宿和退房手续、接听各类电话、处理繁琐小事。有时还需承受三更半夜醉酒闹事的客人无理取闹。「我像是用生命换一份微薄的工资」，这样的无奈常常浮现在她心头。
▲ 图 / 《蜜语纪》
彼时月基本工资仅二千八百元，实得约三千，她常年三班倒，从晚九点做到次日凌晨七点。公司提供的宿舍不足十平方米，四位女同事挤在一间，还有人室内抽烟。花花有心离职，但又茫然不知所往，感觉前路坦荡却不见光。
二〇一七年，她转入一家中高端诊所上班，虽然就诊的客户经济条件较好，可对待前台的态度依旧苛刻。「明明预约在这个时间，为什么还没轮到我」，顾客无法容忍分毫的时间偏差，花花便成了两头受气的人。同一位顾客在大厅里动了怒火，进入诊疗区后言辞恭谨，态度转变之明显让花花领悟了什么——在所有人眼里，这个职位的地位最低，既无绩效贡献，也无人尊重。
她无时无刻不想逃离，却始终缺乏明确方向。直至二〇一九年，在一家教育机构推销课程时，她偶然发现了赴日这条路似乎不那么昂贵。在网上浏览网友分享的帖子和照片，那些舒服从容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是否换一个地点，生活的质感就能改变？这个想法在她心底逐渐生根。
真正出发前，又等了好些年头。二〇二二年，再次无法接受职场人际关系而离职后，她决定彻底放弃找工作。花了近一万一千块买齐材料、工具和教程，她在厦门滨海地带摆起了手工艺品摊位，守摊的同时用手机App自学日语五十音。这样的摆摊日子延续了两年，她攒下十万元，瞞着亲友花一千八交给中介，报了二〇二四年十月的语言学校。位于北海道乡间的学费总计五十万日元，大约两万一千人民币。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出发，这个日期恰好是花花的生日。她买了最便宜的机票，经过三次转机，在九月二十九日落地札幌。那一年，花花三十二岁。
▲ 花花刚到时，出门散步，町里有长红果子的树，很多乌鸦。图 / 小红书用户@北海道小町生活|花花酱
三十五岁的小摩也动起了在日本生活的念头。去年时，他从网络讯息中发现了日本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困境、年轻劳动力短缺，求职的竞争压力因而大幅下降。这一认知并非凭空而起。二〇二三年八月份，日本招聘资讯网站Mynavi曾对一千九百八十二位应届生进行了问卷，结果显示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点八的学生已得到了「内定」资格，平均每人掌握二点五份工作邀约。
Mynavi还做过一个活动，请每位求职者用一个汉字诠释自己的心境，「乐」字在二〇二三年首次登上榜单顶端，打败往年的「苦」。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联合完成的调查指出，二〇二四年三月毕业的日本大学毕业生中，有意愿就业的人群里，就职率达成了九十八点一%，刷新该项调查的历史纪录。这一切都在强化小摩的判断——赴日发展不会比现况更糟。
当时他供职于化学工业领域的一家公司，月薪到手一万二千块，在北京租住一间月租三千五百块的房屋。然而，他八十%的时间都在出差——「我在各地狂奔，追赶项目进度，嘉峪关、鄂尔多斯、包头、克拉玛依这样的地方轮流去，每次外出都是漫长的」。
工业厂房是他停留最久的地方，那里有各式泵器、管道、反应釜和工程图纸，忙碌起来他能连续十六小时以上不离工位，睡眠严重不足，身心俱疲。一个油田专案往往耗时三四个月，期间小摩蜷缩在偏远地区的员工宿舍，形单影只，「劳动强度与报酬完全失衡」。
小摩也想过跳槽，但每次都被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读到博士就放弃了。这个问题解释得他身心俱惫，他走的是硕博连读的道路，当时实验室的研究方向陈旧，难以产出论文，加上导师长期缺席、无法给予指导，八年光阴中他逐渐陷入绝望，最终不得不选择退学。
「自我辩解」的次数多了，小摩变得很纠结，究竟怎样表述才能让人理解，一个博士的退学绝非简单的失败标签。
▲ 图 / 《未知的首尔》
他的学位档案上仍是本科，所学专业属于「四大天坑」之列，这意味着他投递的总是工厂类职位，坐办公室的机会都被挡在门外。更新简历也困难重重，对方总以「欠缺相关经验」或「不符合岗位条件」为借口婉拒。他逐渐明白了，招聘者要的不过是一根螺钉，而且必须是特定形状的那一根。
二〇二五年五月份，他收拾行装，携带二十万元存款赴日。与花花相同，小摩也办的是语言学校学生签，学费八十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三万三千八百块。他在东京租了月租六万日元（大约三千人民币）的房间，开启日语学习之旅。班级里三分之一是中国籍同学，另外三分之一来自土耳其。
陆陆续续，同窗们开始离校。有人在短短半个月内就拿到了工作机会，任职IT行业当程序员，「投十份简历能收到两份成功的互动」，合同一签立刻办理退学离开。另一批人从事中介工作，向华侨兜售房产、推销手机卡号，佣金提成特别丰厚，小摩认识的中介朋友中，年收入最高达千万日元，约等于四十二万人民币。他注意到，这两类工作是最热门的选项。
下一年七月有日本语能力考试要进行，时间还富裕。小摩在等某种可能性降临。但从同学们的就业走向，他已然感知，外籍人士普遍指向基础性的工作岗位。
假如对岗位没有高期望，在日本求职似乎真的不困难。
二〇二五年七月份，做了三年全职母亲的小艾在Wantedly（日本专业求职网，主要刊登初创企业招聘讯息）提交了首份简历——三十五岁、高龄女性、不会日语、没在日本接受过教育。小艾心里不安，能行吗？
答复来得很快。网站上的日本企业与小艾约定面试，总共三个环节，全部通过。整个过程里，没有人对她的年龄、生育经历或三年的职业空白提出质疑。
这间公司主营教育产业，总部坐落于东京，员工总数超过九十位，清一色日本籍，无需打卡考勤，支持远程工作模式。小艾被安排在海外销售岗位上班，底薪月二十七万日元，换算约一万一千四百人民币，月工时为一百六十小时。
长悬在心头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虽说托业英语考了九百七十分，但国内的工作经历让她从未预想到一切竟能进展得如此迅速。
二〇二三年，小艾在产假期间遭遇了遣散。当时她的假期还未休满，接到老板的电话，公司决定闭门，所有员工包括她本人都要被清退。
这份税前月收入二万的工作她已做了三年，拿了遣散费后，突然陷入茫然中。
一位刚结束哺乳期的妈妈，才三十三岁，却突然堕入求职市场的暴风雨，小艾不难想象会经历什么样的审视与质疑。
丈夫提议，我们一起去日本如何。丈夫是日籍华人，曾在大型日企任职，近些年观察下来，日本的招聘生态似乎没那么残酷苛刻，「一定能找到工作」。
于是，三个既无日本学历也不懂日语的中国人在异国开启了命运的冒险。
▲ 小艾发小红书记录自己的求职生活。图 / 小红书用户@进击的小艾
适存考验这绝非度假。落地后的第一件事，每个人都清楚——检验自己如何在这里活下去。
二〇二六年，日本的时薪底线上涨了五十六日元，触及一千一百七十七日元的新高，按当前汇率约五十块人民币。北海道地界的最低时薪定为一千一百三十一日元，花花就在北海道的旭川落了脚。
经历半年的语言课程学习后，花花找到了一份兼职机会，地点在富良野的便利店便利店，时薪一千二百日元，约合五十一块人民币。以八小时计算，日收入能到四百零六块，「比之前打工赚得多」。
这是花花初次接触日本职场的实际运作。收银、补货、卫生、垃圾分类，只要有事她都承担。了解她是外国留学生后，老板给她办了张公交卡，事先充入一万日元，用完由他补充，相当于帮她省去交通费。若在周六出勤，会额外奖励三千日元餐补，约一百二十六块人民币。加班也有相应补偿，精确到每一分钟——比如说规定六点下班，只要六点零一分才离开，这一分钟的加班费也算。花花感受到了劳动价值的尊重。
二〇二五年七月，花花参加了日本语能力考试，取得N2等级的成绩。八月底她开始投递简历，录取率不足百分之十。九月间她面试了两家温泉酒店的工作，职务类似客房整理，都未通过。面试时她的紧张程度达到了顶点，甚至没完全听懂对方的提问。与语校里一位硕士学历的学姐聊天时，她才知道对方也常常止步于简历和面试阶段。
▲ 花花在富良野的711商店兼职。图 / 小红书用户@北海道小町生活|花花酱
花花索性放弃了选择的念想，「无论什么企业、待遇多少，先去应聘再说」，只要有招聘讯息就填报，看都不看便疯狂点击。这段时间里，语校其他同学的去向逐渐呈现出三个分支：一部分进了温泉酒店，一部分从事零售流通行业，还有一部分直接买机票回国。
她还想坚持。耗时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花花投出了超过二百份简历，得到十三个面试机会，几乎全部来自温泉酒店的邀约。二〇二六年一月，她终于收到两份正式录用通知，一份来自高尔夫球场的客服部，另一份来自北海道的地方创生协力队，职位是政府部门的临时合同工，工作地点在中顿别町，一个规模极小的村镇。花花思虑不多，直接选了后者。她实在不想重蹈前台工作的覆辙。
离校后，花花用在便利店攒下的薪水花五十万日元（约合两万一千人民币）买了辆二手铃木车，搬入乡村，开始了她的首份正式岗位。
▲ 花花的工作日常。图 / 小红书用户@北海道小町生活|花花酱
小艾的职业之路也在迎来新的转折。她有心转换身份，从临时合同工变身为正式员工。
二〇二五年，日本有三千七百零八万人属于正式编制（即正式员工），占比达百分之六十三点五，而非正式员工的类别大致分为五种，兼职、临时工、合同工、派遣员、返聘人员。小艾现属非正式员工中的合同工这一类。根据《令和七年外国人雇佣实态调查》统计，以五人以上规模企业的外籍劳动者为对象，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的外国人获得了正式员工身份（按企业内部称呼，与无固定期限雇佣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罢免正式员工设置的门槛最高，他们签署的是无期限合约，百分百享受社会保险和年金保障，类似小艾那样在产假中无故被裁的情节，在正式员工身上几乎根本不会发生，「有点像中国的公务员入编，特别稳妥」。小艾所在企业约九十多位员工，其中大约三十位是正式员工，其余都是非正式身份。有一回，部门里一位合同工被谈话后无声地离职了。小艾想争取转正，「如果不成为正式员工，不确定因素总是存在」。
二〇二六年，小艾的薪酬比国内工作时缩水近一万块，她粗略计算了一下，若是在东京或大阪生活，日子会很紧凑，可在神户乡城，她的工资加上丈夫创业收入完全充足。
月租九万三千日元，约合人民币三千九百二十六块，住宅是两室一厅的格局，总建筑面积五十二平方米，没有公摊。两年来，她发现压力最大的生活开支就是房租和吃饭。至于孩子的托管费，这边基本不用花钱。
▲ 小艾在女儿一岁零六个月时申请了保育园。图 / 小红书用户@进击的小艾
小艾还发觉，日本幼教行业人手告急，因为薪资较低、人际风险高，本地人对这一职业避而远之，日本幼儿园反而对外籍员工打开了大门
在正式应聘前，小艾在神户应征过幼教文员的岗位。二〇二五年初，她找上了神户三宫的一家劳工介绍所，不少印度、越南、尼泊尔的求职者也在那儿咨询工作机会。她提出了想法后，对方当众拨通了本地一家雇主的电话，并安排了面试。小艾和陪她的日本朋友都被这样的高效率惊住了。
「什么人都能找，只要不挑剔，工作遍地都是」，这就是小艾对当代日本职场的深刻感受。但外国人通常找到的，还是蓝领岗位居多。根据厚生劳动省二〇二五年发布的数据，人手短缺最严重的是「保安工作」「建筑及采矿从业者」「服务业工作人员」和「运输与机器操作人员」，这四大类都呈现人少活多的态势。
小艾身边有个同岁女性朋友，日文、英文都不擅长，在华人珠宝店找了份兼职，每日五小时工作量，「谈不上养家糊口，但能自给自足」。
对未来的人生，花花充满了期许。至少，她可以不用再守着前台的岗位。
上司给花花分配了一间约七十平方米的员工宿舍，属于福利性住房，每月房租不足一万日元，约合四百二十二块人民币。内部有三个卧室，另配客厅、盥洗室、卫生间、浴缸及开放式厨房。花花选了个铺了榻榻米的房间做卧室，另外一间用来放东西。她的行李不多，也缺乏同龄的朋友圈，第三个房间至今闲置。
村子人烟稀少，花花挑选了离办公室最近的宿舍楼，步行仅需一分钟。工作中她无需背负任何销售指标，作息遵循政府机关的日程，签约期限三年，年薪定为三百五十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十四万七千七百块。有些在温泉酒店的语校同学告诉她，那边普遍依靠加班来增加收入，薪资能翻升一倍半。花花没有动摇。
接下来的这三年，她决意不走老路。
「好岗位」稀缺
小摩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工作。他浏览过大量网站，有专为华人设计的、专登兼职讯息的、偏向理工科的各种招聘平台，但一份简历都没投。
学语言这件事不简单。今年九月从语校毕业时，小摩的日语还没达到N2水准。他甚至想过放弃——以他现有的日语能力，再学下去似乎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曾在Threads上看到一个华侨朋友的分享，三十四岁，曾任大互联网公司导演职位，来日后却进了某跨境物流企业，私下还兼了三份工，总收入加起来竟不及毕业第一年的工资，小摩的信心也逐渐被磨蚀。
求职平台的顾问曾为他对接过两次面试机会，都是制造业的岗位，与劳务派遣企业签约，性质类似于国内的外包模式。小摩知道，从语校进入IT行业的同学大多都成了派遣员工。
▲ 图 /《派遣员的品格》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二〇二六年发布的二〇二四年度调查表明，仅百分之七点七的派遣员工得以转为无限期雇佣，百分之二十三点二由现有企业继续聘用，其他人在三年后经历大幅人事调整，要么换家公司，要么长期无人安置。官方统计的仅为规范派遣，黑市派遣的待遇往往不在数据之内。小摩看清了，这是失业风险特别大的雇佣形式。
他向顾问表示想要「常规工作」的需求。但他心里也知道，按目前的口语水准，机会渺茫。他参加了那两次面试，有些问题没太能领悟，回答也不理想，最后就不了了之。
没能拿到正式工作，小摩找了两个兼职。其一在公共食品工厂，拿最低时薪，制作三明治、饭团等便当产品，供应超市连锁；另一份是黑工，时薪达不到法定最低标准，是某居酒屋的厨房助手，只有两个人，他负责炸物，几乎每晚都要做到半夜十一点半。常见企业员工来聚餐，「看着可怜，下班后还得陪领导去喝酒续摊」。印象里最繁忙的两个时段，一是日本的公众假日，二是新员工入社的时期。
这些打工经历对小摩而言都像过渡，他从未觉得自己属于某个兼职单位，每个都做得不长。这样的话，至少算没有停滞不前吧。小摩仍想继续前进。
可往哪个方向呢。摆在眼前的是两条路，留在东京抑或远离东京。
从宏观趋势看，人们往都市集中似乎成了共识。以花花工作的小村落为参照，该地人口从一九九五年的二千八百人开始持续萎缩，最新统计显示仅剩一千三百九十八人，其中还包含六百零八位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劳动年龄段人口在三十一年里缩了一大半」。
然而也有年轻人在反向流动。花花注意到，办公室里还有好几位跟她一样逆流而上的人。
组长才三十五岁，比花花年长一岁，曾在城市警察队伍服职，因为涉案的不好事项压力巨大，与妻子商议后决定共同搬迁到小镇。课长原先在札幌做销售，每月都要冲击业绩数字，后来因为双亲年迈无力自理才离开札幌，寻求工作转变。四月入职当天，花花和另外两位新人来到了办公室，后二位被分配到产业科和总务科。她之后才知晓，这两位都是日本应届毕业生，年纪才二十出头，比花花小了整整十岁，他们也选择了在村镇就业。
小艾的日本同事也向她坦言，自己其实是选择了降薪来到现在这家公司，「他不想参与竞争，讨厌通勤奔波，不想再承受日本大企业那种森严的等级压制」，为此少挣点薪水他完全接受。小艾逐渐观察到，日本的一部分年轻人的动力没那么强，他们害怕疲劳。
小摩也曾接触过日本职场的压抑氛围。在国内时，他有段经历是在一家中日合资企业上班，大老板是日籍，对普通员工很客气，对话讲究敬语规范，但对小摩所在的日本科长则态度严厉得令人窒息。一次员工出了差错，老板把这位日本上司叫进办公室，强令其九十度鞠躬谢罪，随后摔起桌上的东西往他身上砸，甚至动起拳脚，骂了接近两小时不停。事后有人进来打扫，发现办公桌一片狼藉，本子、遥控、文件全部坠地。这是小摩首次感受到日本企业上下级间的窒息感。
他后来在日本论坛上找出了规律性，规模越大、传统越浓、中年男性掌权的企业，权力压迫的现象越普遍。
小摩的女朋友也多次遭受毫无缘由的斥责。小摩女朋友在东京某电视台节目组做事，直播繁忙起来连喝口水休息的机会都没有，午饭时她下楼简单用餐，吃完就继续工作。因为用餐花了约一个小时，上司指责她「不热爱工作」。有次她脚部受伤，上司对她的身体状况毫不顾虑，命令她次日照常搬运器材。
在日本，权力骚扰（Power Harassment）已成为法律用语，每年有百万级别的咨询案例，然而有的情形下，即便有制度保护，举报的效果也不保证。例如四千四百八十六件案件需要纠纷调整委员会介入调停，可双方到场比例还不满五成。
▲ 图 /《吃饱喝足等幸福》
对日本职场生态的忧虑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求职倾向。他们拒绝在另一片地域重复内卷，更不想深深扎根于一套沉重的压力体制。
花花回想起那两位日本毕业生，初来乍到总是战战兢兢，规规矩矩，「比作为外国人的我还要拘谨」。她感到对方每时每刻都绷紧了神经，生怕犯错。
小艾丈夫毕业后进入NTT docomo（日本电讯三大巨头之一）时，因为苛刻的身份等级观念吃尽了苦头，下班还常要陪同上级去喝酒应酬。
不仅是丈夫，连小艾三岁孩子的幼儿园，也在展现出浓烈的「秩序执念」。某次春游活动，学校要求家长准备零食，小艾丈夫在女儿书包里放了一块面包。次日，他被学校约谈，原因是面包不算零食而是甜点，所有小朋友携带物品必须统一规范，不然会造成其他幼儿困惑。小艾至今无法认同，这标准定得太死板了，「差异又有何不可，可偏偏就是非要整齐划一，把每个人都磨平了」。
硬币永远有双面，小艾每天沉浸在整洁、卫生、井井有条的环境里，也在无形中被这套体制规范着。丈夫最终选择了自主创业，摆脱了层级压制的办公室天地，他们也陆续动念，搬向更偏远的村落生活。
走向小镇到了二〇二五年五月，小艾在北海道乡间以六十万日元购置了一座小别墅，按当时费率约合人民币三万块。
这是一处一九八三年竣工的房产，大约一百平方米，两层楼结构，配备车库和菜园。原屋主是一位九十岁的老人，丧偶三十年，为了搬去和女儿同住，决定以低价出售。小艾在当地市政府的「空房数据库」网站发现了它，初期报价仅五十万日元，几乎是废屋的价格。但实地查看时，小别墅的保养状况出奇地好。小艾和丈夫当即签约。
全部权属手续办完进展很顺利。小艾内心充溢着一种幸福感。她本就讨厌焦躁不堪的城市生活，宁愿迁往小镇。
从六月开始，小艾开启了神户和北海道之间双地居住的模式。宅子周边是一片田园风光，进入秋季时节金黄一片，街道一尘不染。有个年纪相仿的邻居和小艾闲谈时提及，自己从前在东京政府部门从事儿童心理辅导工作，那是铁饭碗，后来却辞掉了到此地做零工、酿制啤酒。
▲ 小艾和家人在北海道的家。图 / 小红书用户@进击的小艾
花花也在村里偶遇过一个日籍移居者，95后，当初在札幌市区上班，生活质量很低迷，遂决定搬迁到乡间，从事形色各异的兼职，熊警卫员、压雪机操作手、滑雪指导师，不时还要驱赶浣熊或鹿类害兽、兜售鹿肉宠物零食。这六份零工构成了他的收入来源。最高薪的活是当熊警卫——风电项目施工阶段，他以猎人身份随行，监控周边是否有熊出没。有些时候，他凌晨三点起身去钓鲑鱼，钓上来的鲑鱼当晚就成了晚餐。
在地方创生协力队供职，花花接手了一项任务，名叫移住计划。北海道政府向各乡镇提供租金极低的住房，以吸纳来自东京、大阪、札幌等大都市的移居者。花花的小镇里月租仅三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一千二百六十八块，最长可居住两年。依照北海道厅官方问卷数据，以考察迁居候选地为目标而申请入住的占比百分之四十三，填此选项的人年纪通常在二十到五十岁间。一股细微的人口转移正在酝酿。不仅日本人，外国人也在向日本偏远山区流动。
小摩也正是申请移住计划的求职者之一。
九月下旬，小摩从东京迁到了气仙沼，日本东北方向的小城市，以水稻种植著称。小摩打算先住满两个月，房子基本是白送的，额外开销只有衣食和出行。若不离开县城范围，月生活开支仅需五万日元，约合两千一百人民币。农场的朋友有时邀小摩去帮忙割水稻或采集杏子，脱壳、筛分、装车，一次对方付了两万日元的工钱，约合八百四十四人民币，半天工时，小摩按五小时来算，时薪四千日元，比去超市打黑工强多了，时薪能翻三倍。
▲ 小摩割稻子。图 / 讲述者提供
农活的供给并不稳定，农忙季节需人，农闲时就没活儿。小摩想在邻近渔港找点儿活干。过几天，他还要去另一处小果园，协助果农摘西红柿。倘若忽视签证困扰，小摩感叹这样的生活其实也还不错。他在气仙沼观测过一些日本年轻人的生存状况，有点儿像物质条件更好的「三和大神」，一周做十小时零工，凑够生活费就停下。小摩不觉得惊讶，他深知日本已踏入了「生存底线舒适，上升空间有限」的阶段。
根据日本国税厅统计，民营企业职工平均年薪在一九九七年来到了四百六十七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十九万七千块，之后三十年这个数据基本停滞，在四百六十万日元左右浮动，甚至出现过下滑，直到二〇二四年才首次回升至四百七十八万日元。而近年来薪资的小幅回升并非天花板抬升，个中原因包括劳动力短缺推动的工资调整和通胀因素，使得最低工资线在逐年上升。
小摩对返乡的日本人产生了共鸣，「说到底，再努力好几倍也升不高一倍，可最低生活保障已经够舒适了」。
▲ 图 / 《小森林》
十月下旬，他预备参加地方自治部门组织的免费日语讲座，气仙沼汇集了不少印尼籍渔民，也都在那里学习。小摩暂且想留下，「这儿熊的数量比人还多，挺有意思的」。心底藏着一片想深究的范畴，最终必定要付诸行动，只是眼下还没那么急迫。现阶段，他还在从往日的高压、焦虑、身心耗尽的状态中逐步走出。身上还留有大约八万人民币的积蓄，小摩想再给自己一段缓冲的时光。
花花隔两个月左右会给父母打一通电话，汇报一下近况。她不愿太频繁地联系，因为电话那端总是反对的声音，催促她像堂姐或表妹们一样，找份月薪四千块左右的工作赶快回乡，单休也无所谓，越快嫁人越好。从幼至今，花花基本上没从父母话语里听过什么肯定。
在专科念书时，花花看过一部名叫《小森林》的日本电影，反复观看却从未预见过，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在日本偏远乡镇定居，甚至和年纪七十多的老一辈交上朋友。眼下她在房屋外头开辟出了一块菜地，种上葱、蒜、莴苣、辣椒。过阵子北海道就要下雪，花花把盆栽搬了进屋内。该点燃暖气了，花花拿不准这几株小菜能否适应更温暖的室内环境，「就一步步摸索着来」。
大畑山是花花在小镇最爱流连的场所。登上山顶可以俯视整座中顿别町，尽是牛羊、青草，森林和草地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地面。她不在乎永住权的得失，唯独在意自己有没有选择的自由。花花期待着可以过上一种无需向任何人阐释的生活。
▲ 花花生活的地方。图 / 小红书用户@北海道小町生活|花花酱
参考资料：
[1]《人口跌了十几年，日本年轻人反而好找工作了？》，湃客工坊
[2]《労働力調査（基本集計）2025年（令和７年）平均結果の要約》
[3]《正規と非正規の雇用、40年の推移を図解で解説》
[4]《令和７年外国人雇用実態調査の概況》
[5]《職業別にみた有効求人倍率、平均求人賃金》
[6]《令和６年度 労働者派遣事業報告書の集計結果（速報）》
[7]《令和７年度個別労働紛争解決制度の施行状況》
[8]《令和6年3月大学等卒業者の就職状況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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