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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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的宿命:权贵如何通过制度陷阱「软禁」科技巨头

初冬时节,中期选举的”蓝色浪潮”风暴刚刚平复,美国股票市场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却迎来集体回调。英伟达的表现尤为显著,该公司在11月5日录得的单日跌幅达9.3%,这是过去十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景象。

隔日清晨,两家顶级财经新闻机构的知名记者同时抛出了有关黄仁勋的不利报道。舆论在周末短短两天内迅速发酵,最终促使这位因皮夹克闻名的科技界领袖主动澄清认错。与此同时,英伟达的管理层也向外界宣布,公司将启动一项由第三方独立进行的调查程序。

对于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事态,许多观察者直觉地将幕后推手归结为共和党的国家安全鹰派,或者民主党内部的民粹主义势力。

但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

在对英伟达的前期深度剖析基础上,我们将继续通过追踪关键人物的职业轨迹,进一步揭示民主党建制派精英对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深层控制机制。

对于来自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的这些蓝血世家而言,针对英伟达的行动绝非为了杀一儆百地警告新兴势力,而是为了补齐他们已经构建起的那张超级AI产业垄断网络中缺失的最后一块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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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和Anthropic在前沿模型研发领域的双头垄断地位已成为业界常识。但极少有人意识到,这两个看似对立的科技巨头,其内部管理团队和董事层级竟然共享着同一个权贵圈子——由奥巴马栽培的民主党精英阶层。

在先进模型领域,Anthropic从诞生之初就主动靠拢这一建制权力网络。公司的创始成员来自硅谷的”有效利他主义”知识精英阶层,他们长期关注生物工程风险与人工超级智能失控等伦理议题。

Anthropic关于前沿AI技术具有核武器属性的论述背后,驱动因素并非高深莫测。只要把监管壁垒的提升与人类文明存亡或国防安全需求绑定,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独占这场智能革命带来的超额利润。

早在2019年,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主要资金方就投入了5500万美元,在乔治城大学创办了一家专门从事”AI与新兴科技安全监管政策”研究的智库——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为民主党日后的技术政策制定提前储备人才和智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曾在该研究机构担任高层研究职位的塔伦·查布拉(奥巴马时期的老属下),后来被直接纳入拜登政府的核心班子,具体职责是在国安委员会掌管新兴科技的监管工作。到了2025年,查布拉离开白宫后,很快就转身加入Anthropic,就任国防安全政策官员。

同一圈子内这种人事流转的顺畅程度令人咋舌。

曾在奥巴马与拜登两任期内先后担任中情局副职的大卫·科恩,也在同年获邀进入该公司的国防咨询委员会。此外,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掌舵人理查德·范丹更是被任命为LTBT信托基金的管理人,拥有董事任免权。到此为止,Anthropic这家公司从顶层架构到业务执行,早已被建制派的嫡系队伍接管。

相比而言,行事风格不那么”激进”的OpenAI则经历了一场更为直接的董事会冲击才完成纳编。

巧妙的是,发难的突破口同样选在了董事会。

2023年11月,同样出身CSET背景的海伦·托纳在董事会内发起动议,对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进行罢免投票。五天充满戏剧性的政治风暴过后,虽然奥特曼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但OpenAI原有的董事会制度随之瓦解。

之后的重建过程充分展现了东海岸建制派吸纳并改造资产的老练手段。

新的临时董事会聘请了大名鼎鼎的华盛顿律师事务所威凯平和而德公司(WilmerHale——该所的大卫·科恩曾任中情局副局长之前的职位正是这里的合伙人),为期三个月的独立调查旋即启动。

请注意,这又是董事会委托第三方独立调查的常见套路。

2024年3月,调查的最终结论得以发布,措辞得体而克制。它既没有认定奥特曼存在足以解职的严重过失,这样就保护了这家公司千亿级别的估值;但同时又指出公司治理框架存在缺陷,要求对董事会进行改组。

随后,曾担任奥巴马首届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拉里·萨默斯,以及高盛的首席独立董事兼贝莱德高管奥贡莱西先后进入了新的OpenAI董事会。

来自国防军事部门的代表并未被遗漏。不久前卸任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最高领导职务的保罗·仲宗根上将,在2024年6月正式加入OpenAI董事会,同时出任安全相关委员会的主席。

有趣的巧合是,这次引燃英伟达舆论风波的《纽约时报》国防线资深记者朱利安·巴恩斯,恰好受邀在仲宗根建立的范德堡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基地担任专职研究员。

在高管层面,出身于奥巴马国防长手下、后来升至拜登国防部副职的萨莎·贝克于2024年年中突然空降到OpenAI,肩负起国防政策主任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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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两大AI模型公司的掌舵者都已是自己人,那么随之出现的反常现象就值得关注:为何民主党所掌控的舆论阵地最近频繁批评AI算力中心设施?

这绝非民粹派在砸自家资金方的场子,而是建制派在电力审批环节采用的精准打击策略。

众所皆知,美国本土的AI算力建设正受到电能供应的严重制约。获取公网并网许可的程序冗长繁琐,通常需要等待五年以上的审批周期。为了加快项目进度,许多算力商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在数据中心后院自行搭设燃气发电机组,实现自力更生。

围绕自建电源这一问题,美国产业界已经演变出两个对立的阵营:第一阵营由马斯克名下的xAI公司和新兴的独立算力商组成,他们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即完全规避公网的冗长审批流程,直接与油气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快速部署数十台装在拖车上的移动燃气发电装置来供电。英伟达作为芯片供应商,虽然外表上是向用户急速供应算力卡,但今年却与休斯顿的油气服务巨头斯伦贝谢公司联手,开始承包模块化算力中心的完整交付业务,同样是绕开常规电网。

第二阵营属于”正规军”范畴,由华尔街的基础设施资本与大型燃机生产厂家把控。全球范围内,百兆瓦级别的重型燃气涡轮机的生产份额集中在GE Vernova这样极少数的生产商手中。这些厂商的订单簿已经排满到2029年以后。而在GE Vernova的董事会中,坐着基建投资巨头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GIP)的创始合伙人马修·哈里斯。值得一提的是,GIP这家公司在2024年被贝莱德耗资125亿美元收购(贝莱德的战略研究部负责人恰是奥巴马前国安顾问汤姆·多尼隆)。

同时,奥巴马政府的前任官员、在拜登执政期间经手3700亿美元绿色能源补贴的约翰·波德斯塔,以及曾从奥巴马能源特使位置一路升到拜登能源顾问、于2025年离职后转投算力基建投资财团TWG Global的阿莫斯·霍克斯坦,都已经在合规电力与电网升级这一赛道提前布局。

透过这张人事网络,媒体发起的环保批评运动就清晰可见了。

舆论的矛头所指是”数据中心非法燃烧天然气危害社区环境、转嫁负担给消费者”的问题,实际上是针对那些规避公网的德州移动燃机方案的精准打击。

2026年的4月,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以《清洁空气法》为依据对xAI位于孟菲斯的燃机工程发起诉讼。虽然特朗普执政下的司法部为xAI方面出面申请案件驳回,但这场诉讼目前仍然悬而未决。

无论官司最终如何收场,只要把这些不符合建制派意愿的南方游击队”扼死”,那些传统的地方公用事业公司就能向大型客户强制推销十年期的固定电力购买合同,赚取稳定的利差。一旦环保审批和民生保护的门槛被抬高,二三流的算力商就更难取得建设许可,这样一来,那些非主流的技术方案也会自然加速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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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游的模型企业和底层的电力设施都已纳入掌控,这个超大规模AI产业垄断体系就只差最关键的一环——掌控芯片上游、占据行业七成毛利的英伟达。

从东海岸建制精英的视角看,黄仁勋操控的英伟达不仅大量侵蚀了下游模型厂商的算力预算,在政治立场上也和马斯克一样表现得桀骜不驯。他对闭源管理那套话语体系不感兴趣,多次通过技术创新规避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禁令。甚至在2025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面对面的商务洽谈,最终达成协议:英伟达同意上缴销售额的四分之一作为分成,换取H200芯片对华出口许可的放宽。

只要上游芯片的供应权掌握在这样一个只懂做生意的实干家手中,整个算力流量管制与利益分配的体系就无法做到完全密闭。

正因于此,2026年的5月,英伟达董事会突然放出了一个大招:年近七十岁的苏珊娜·诺拉·约翰逊被纳入审计委员会。

年轻时形成的一套陋习让黄仁勋产生了路径依赖。他的认知是:只要把董事会其余成员全部更换成没有利益牵连的独立人士,公司的决策权就必然掌握在他手中,董事会顶多成为一年开两三次会的摆设。

不过,诺拉·约翰逊是美国当代财经界少有的懂得如何真正驾驭董事会这套机制的权术大师。

她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系,职业生涯早期曾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做过法律顾问,也在高端并购律师事务所盛信工作过,后来一路升到高盛集团的副董事长职位。

在长达二十年的上市企业董事履历中,她在审计、风险、任免、薪酬以及兼并收购等五大核心专门委员会的董事席位上轮流坐庄。她在2008年的7月加入了陷入困顿的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会——这个时间点比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早了两个月——在之后十二年的美国财政部接管和资产处置过程中全程参与。

最能体现诺拉·约翰逊政治背景的,莫过于她在马克尔基金会担任董事长这一职务。

马克尔基金会是奥巴马身边的核心决策圈在野期间主要的活动阵地之一。前任基金会主席佐伊·贝尔德曾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担任过总统外交情报顾问职务。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她把赋闲在家的奥巴马白宫幕僚长丹尼斯·麦克多诺吸纳进来,给其安排了一个高薪职位。到了2022年,贝尔德本人走入美国商务部大门,成为部长雷蒙多的高级技术顾问,并主持美国政府对国际AI事务的协调工作。

诺拉·约翰逊亲自选拔的这个八人董事会班子,其背景同样深不可测。前富达集团个人投资部门的总经理凯思琳·墨菲在2025年刚刚进入英伟达的两大机构持股者之一贝莱德的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谢丽尔·科恩·埃夫隆是名人,她的丈夫布莱尔·埃夫隆不仅是奥巴马和拜登时期华尔街融资的首席操纵手、拜登年代白宫总统情报咨询团的一员,而且还是大型并购顾问公司Centerview的联合发起者,长期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供兼并与战略顾问服务。

还有最具关键性的吉尔曼·路易。

虽然也是华裔美国人,虽然也在西部地区建立了事业基础,但此人走的路线与黄仁勋截然不同,多年来一直是国家安全情报系统内部的精英人物。

吉尔曼·路易不仅担任过中情局创投公司In-Q-Tel的初任首席执行官,还在2004至2008年间两度获得中情局的机构嘉奖奖章,拿过中情局局长的特别表彰,以及国家情报总监的奖项。在拜登执政期间,他还被纳入白宫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从许多角度看,他是美国情报机构在科技领域的主要执行者,为建制派精英阶层全力效劳。

2022年,他牵头与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的团队合作,创建了一家国家级硬科技投资基金”美国前沿基金”(AFF),本人担任首席执行官。诺拉·约翰逊正是该基金成立时的董事之一。同时期参加创会的其他董事和合伙人中,不乏奥巴马时代国防部的三号人物米歇尔·弗卢努瓦,以及施密特家族办公室的管理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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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转回英伟达。面对这支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协作、如今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权贵联盟,黄仁勋为何在公司治理层面处于如此被动的局面?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了黄仁勋在股权结构上的薄弱点,现在再来审视公司的组织章程。

根据英伟达现行的法人治理规则,只需现任董事超过一半——也即11名董事中的至少6位表示赞同——董事会就可以随时无需给出任何理由而罢免首席执行官。

多年来一帆风顺的黄仁勋一直依靠全体外部董事的组成模式来维持他对企业的集中管理,他刻意避免让任何内部高管层级的人物进入董事会,确保只有他本人充当向董事会传递企业信息的渠道。

殊不知,这样的架构反而为外部势力打开了大门。

作为英伟达提名委员会的董事,红杉资本的传奇投资人马克·史蒂文斯同时还担任南加州大学校董、校友投资委员会的主席。而南加大董事会的最高领导人恰好就是诺拉·约翰逊。就通过这一层校董联系,诺拉·约翰逊不必去打代理权争夺战,黄仁勋就会主动拟文把她吸纳进审计委员会。

诺拉·约翰逊刚刚上任之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内部人员交易记录显示了一组异常的数据:虽然提名委员会董事史蒂文斯往年偶有卖出,但在诺拉·约翰逊获得任命的那个5至10月期间,他累计抛售了约612万股、兑现约13.5亿美元,其中仅在第三个季度就套现9.47亿美元,这个数字使其成为整个美股上市公司内部人士中当季套现额最大的存在。

诺拉·约翰逊入场之后,当有关涉华国安的指控以及私生活丑闻同时被公诸于众时,那些平日只会机械地投票同意的独立董事群体突然面目一新,不再是驯顺的羔羊,其中涌现出了最为老练的权谋家。

在美国情报部门的反谍定性与国会的质询压力之下,这些原本沉默的独立董事别无他法,只能被迫交出决策权,团结拥护董事会中仅有的两位危机管理老手:

高级律所主管人选斯蒂芬·尼尔,以及诺拉·约翰逊本人。

走到这个关键节点,根据客观分析,英伟达在11月8日启动的独立外部调查,其结局框架其实已经基本明朗。

调查结论很可能会照搬两年前威凯平和而德律所就OpenAI案例撰写的判决书思路:先是为创办人的某些行为开脱嫌疑,保护先锋领航和贝莱德掌控的几万亿美元市值;其次指控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籍此修改治理框架,在董事会下方新增由华盛顿国防官员主导的内部合规部门,同时引进职业经理人来分散权力。

到了那时候,英伟达掌握的算力垄断权就会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利益联合体中——这个体系已经把OpenAI、Anthropic和大型电力基建的控制权都包括在内。那个由东海岸蓝血世族耗时多年打造的超级AI垄断同盟,也就正式竣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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