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期中选举后,川普进行白宫人事调整。原副幕僚长暨国土安全顾问米勒(左)升任幕僚长,接替此前的苏茜·怀尔斯(右)。图为2026年10月23日,两人准备登上空军一号。(资料照片/法新社)
期中选举落幕,美国政坛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权力角逐。共和党已经失去了国会两院的掌控,川普所要应对的,远超选票失利本身——第二任期下半程整个权力生态的格局重组才是真正的挑战。
选举惨败之后,川普释放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一方面表示愿与民主党合作,另一方面又宣称要频频动用总统否决权。而从白宫高层人事的调整中,我们或许能够看清他的真实意图。最为关键的一步棋,就是他撤换了白宫幕僚长苏茜·怀尔斯,而让最为忠诚但同时也最具争议的人物——政策推手史蒂芬·米勒来接任。这一举措实则昭示,白宫吹响了全面对抗的集结号。
川普在选后既未深刻反思既有政策,也未见出现任何战术调整,这使得此次人事更替释放出的政治信号格外重要。其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幕僚变更。怀尔斯所代表者为政治斡旋、行政管理与权力制衡;米勒所代表者则为思想驱动、强势立场与毫不妥协的政治动员机制。
选民通过选票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川普却没有选择降低政治冲突的温度,反而启用了一个更加擅长激化对立的领导者。作为白宫离总统最近的幕僚长,这个人事变化所传递的讯号,乃是白宫治理理念的根本性转向——当民众通过投票要求改变方向时,川普反而决定将原有的路线坚持到底。
选后第一个代价:忠诚也保护不了功臣
外界给怀尔斯起了个绰号——白宫的”冰雪女王”,这个称呼背后有其深层含义。她的专长就在于,在川普行事无常的政治风格中维系行政运作的秩序,在各派系之间进行协调,管控讯息的发布,确保白宫这个庞大的政治机构正常运转。作为川普重回白宫的关键功臣,她同时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女性幕僚长的先河。然而,政治的现实之处恰恰在于:忠诚与往日功绩,往往无法对抗失败的结果。
期中选举中,民主党成功夺回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甚至在原本被认为共和党占优的多个选区取得重大突破。选民表现出的不满情绪,不仅体现在政党席次的消长上,更深刻地反映了他们对川普政策方向的否定。物价高企、移民管控政策、政府决策中的争议事项以及行政权力的过度伸张,这些都成了共和党必须承受的政治代价。
在这样的背景下,怀尔斯被调离了原来的岗位。川普宣称她将转往从事政治活动,并在公开场合赞扬了她的工作表现。但无论怎样包装这个决定——称之为自愿离职、职位调整或体面谢幕——本质上都反映出她已经丧失了对白宫日常事务的决策权。而川普对选举成绩的不满,正是这场人事变动的深层诱因。
我们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怀尔斯应不应该为败选承担责任,更关键的是川普本人如何理解这次败选。对于一个长于政治动员、短于自我反省的领导人来说,选举的挫折未必是源于政策本身的错误,更有可能被他理解为:幕僚的手段不够狠,政策执行打了折扣,以及提名的国会候选人立场不够鲜明。当责任被推卸给具体的执行者,而不是着眼于决策的得失,政策的修正也就无从谈起。
米勒掌权:从行政管家到意识形态战士
现年41岁的米勒,在川普的政治阵营中堪称最重要的思想指导之一。自2016年川普首次竞选总统以来,他就参与其中,涉及竞选战略、政策制定和政府实务,尤其在移民议题上,更是他展现政治影响的主要舞台。
2025年5月份,米勒曾公开呼吁移民暨海关执法局(ICE)将日均逮捕数量提升至3000人,推动大规模的遣返行动。在2025年颁布的「大而美法案」中,他也是推动拨款支持边境安全和移民执法的关键人物。这一系列举动说明,他不仅仅是政策的实施者,而是将政治理念转化为国家行政实力的关键设计者。
从职能角度对比,怀尔斯的工作重心是让白宫内部不同阵营都获得生存的空间;米勒的使命则截然不同——他要确保川普的政治意图能够不折不扣地得以贯彻。两者的根本区别在:前者强调平衡与协商,后者强调执行与贯彻;前者希望缓解冲突,后者视冲突为推动改革的能量。
米勒曾多次对外表示,国际政治由实力、权势与能力来主宰,同时他也坚定支持扩大美国总统的行政权限。这种理念与川普的政治性格有高度共鸣。任命米勒,等于昭告天下,白宫将来会更加看重对个人忠诚的考察、政策执行的力度,以及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不再强调幕僚间的均衡与相互制约。米勒能够登场,从另一种理解来看,正呼应了川普所声称的——如果名单上有米勒就不会输选举,这也反映出政策贯彻力度与立场坚持的问题。
令人费解的是,选民刚刚通过选票表达了对这套路线的反感,川普却决定让路线的主要设计者获得更大的权力。这样的人事安排,究竟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把问题雪上加霜?
制衡机制与权力扩张:宪政矛盾已浮出水面
民主党重新掌握了两院的控制权,对川普最直接的威胁,并不是行政权力的完全丧失,而是失去立法的主导地位以及政治议程的掌控力。
民主党众议员罗伯特·加西亚已向米勒发出严厉警告,要求他做好聘请律师的准备。这不只是政治口水战,而是新一届国会即将对行政部门的争议决策进行更严格监督的信号。
川普当然有反制的手段。行政令、行政裁量权与总统否决权等工具,即使在国会不合作的对抗局面下,也能通过联邦行政机关来推行既定的施政计划。
由此,未来美国政治将呈现一种尖锐的权力对峙状态。国会以调查、立法与预算等手段对白宫加以制约,白宫则通过行政令和总统权力去突破国会的阻挠。米勒的角色定位,正是让这种突破变得更有效率。
然而这套策略本身有着无法突破的天花板。行政令毕竟不等同于立法权,总统权力也并非不受宪法约束。当行政部门不断侵蚀权力边界,国会、司法机构与各州政府也势必进一步介入其中。移民政策领域尤其如此——执法的力度、被拘留者的条件、公民权利的边界,以及联邦权力的范围,都可能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法律战争。
总统与国会之间在政治与宪法层面的博弈即将展开。最令人担忧的并非两党观点的差异,而是双方越来越失去通过既有制度框架解决纷争的能力。
川普的真实盘算:巩固支持者阵营比修正政策更重要
从政治考量出发,川普的选择并非毫无章法。进入第二任期的下半阶段,面对国会「朝小野大」的新局面,通过传统谈判推进政策的空间必然大幅收窄。与其耗费政治资本去争取跨党派的支持,倒不如把精力投入到强化MAGA阵营的支持基础上,确保支持者对川普这个政治品牌的忠诚度。
这也就说明了他为什么选择米勒而非其他懂得协调的幕僚。就川普而言,政治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动员资源。具体表现为:其一,当国会启动调查时,他可以把其定性为民主党对总统的压制;其二,当法院对行政令加以限制时,他可以把司法制衡包装成政治迫害;其三,当政策遭遇反对,他可以向选民倾诉,强化自己与既有政治体制相对抗的姿态。
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川普式政治动员循环」——通过激发冲突、加剧对立、凝聚支持者,再把政治交锋转化为下一轮动员的能量。
不过这套策略本身包含一个致命的漏洞:政治基本盘并不代表全体国民。最新的选举结果已经表明,选民所关切的不仅有移民与文化议题,同样包括物价、生活开支、就业前景与经济保障。当政府把大量心力放在政治对抗上,却无法改善民众的基本生活,再激烈的政治言辞也会失效。
白宫最后的平衡机制被拆除,美国的代价绝非只有政治
怀尔斯与米勒的交替,还有一层深层的含义:白宫正在蜕变,从强调行政协调的机制,转变为以总统个人意志和政治忠诚度为中心的权力结构。
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部门,既需要人来提出和推行方案,也需要有人指出方案的局限所在。实施重大变革时,更要有人衡量改革所需付出的代价。怀尔斯所代表的幕僚协调功能,虽然未必能够全然阻止川普的决策,但至少能够起到某种缓冲的作用。米勒上任后,这道缓冲层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令人存疑。
随之而来的,美国可能会经历更加频密的行政令、国会调查、议案僵持、人事弹劾以及预算争执。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升高,势必会波及企业的投资决策、商业安排的调整,以及金融市场对美国政治风险的预估。对于美国的盟国而言,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将更加依赖于总统个人的判断;对于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言,美国内部的政治分裂也许意味着重新评估全球格局的机会。
川普撤换怀尔斯、倚重米勒,看起来是白宫的人事布局,本质上却是对期中选举结果的一个政治回应。选民用选票告诉他该改弦更张,他却理解为需要执行得更加彻底。这种把挫折归咎于手段不够硬的思维,乃是政治领导者最容易陷入的思想盲区。丧失从失败中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对任何人与组织来说,都是走向更大失败的前兆。
川普或许坚信米勒能够帮他赢下接下来两年的政治战役,但他也应该明白,白宫可以用更强硬的手段去与国会对抗,却不能用对抗来替代真正的治理。当政治忠诚度压过了政策判断,当权力的侵蚀取代了制度的商议,最后承担后果的,不会只有民主党或共和党,而是整个美国的民主制度、经济前景和国际影响力。
怀尔斯的离任,米勒的上任。这不代表川普在酝酿改变,而是在固守立场。美国在接下来两年里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川普如何应对新的民意诉求、政府的治理走向,以及一个愈加分裂的国家如何向前迈进。更深远的问题在于,这股不稳定的政治乱流将会对地球另一端的我们,以及整个国际秩序,产生多大的冲击。
※作者为政治经济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