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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人联署「救黄」,马斯克也签了!黄仁勋重返英伟达,还要闯过哪三道关?

黄仁勋卸下CEO等职务后,英伟达内部员工和科技圈知名人士纷纷发声,盼他回归,一场声势不小的“救黄”行动随之成形。名为“Stand with Jensen”(与黄仁勋站在一起)的公开请愿书上线仅几天,签名数便一路飙升,到11月15日已超过12万。联署者中有逾6万名股东、6000余名在职员工,其余是大批前员工和普通支持者。

马斯克(Elon Musk)在X平台上公开确认自己已经签名。Epic Games CEO斯威尼(Tim Sweeney)、Replit CEO马萨德(Amjad Masad)等业内人士也署名声援。与此同时,Altimeter Capital和Atreides Management这两家重量级基金联名发出公开信,两者合计持有逾21亿美元的英伟达股份。信中呼吁董事会放慢脚步、审慎行事,不要把黄仁勋回归这一选项从谈判桌上拿掉。那么,黄仁勋重掌帅印究竟有几成把握,又有多难?

首先要厘清一点:黄仁勋这次出局,和当年乔布斯(Steve Jobs)离开苹果并不是一回事。当年Macintosh销量不及预期,乔布斯与自己请来的CEO斯卡利(John Sculley)分歧不断升级。董事会最终站在斯卡利一边,把乔布斯调离Macintosh部门,乔布斯随即辞职。黄仁勋的情况恰恰相反,他离职时公司并无经营困境。在他的掌舵下,英伟达正处于巅峰,影响力甚至波及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说到底,婚外情显然也不是他离任的症结,没有哪个股东会在意这类私事。

按照美国证券法规的逻辑,董事会决定是否撤换CEO,关键要看股东利益是否受损。《纽约时报》抛出黄乐间谍叙事后,舆论的种种猜测把黄仁勋与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捆在了一起。一旦调查坐实,按美国证券法,这就属于应当披露却未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英伟达董事会据此解除他的CEO职务也站得住脚。然而,这套间谍叙事很快出现转向,英伟达的独立董事们因此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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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6日,美国加州苹果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苹果行政总裁乔布斯(Steve Jobs,右)与首席营运长库克(Tim Cook,左)在会上发言。(Getty)

据此前报道,黄仁勋宣布请辞,主要是因为独立董事委托Wachtell律师事务所对他展开内部调查。直接引爆事件的,是英伟达总法律顾问蒂特(Tim Teter)。蒂特登门与黄仁勋当面对质,黄仁勋这才承认了自己与黄乐的私人关系。

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因出口管制问题介入调查Megaspeed期间,蒂特一直深度参与。从英伟达内部的合规要求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在此过程中,黄仁勋只向蒂特提到双方的正常商务往来,没有透露他与黄乐的私人关系。于是,当舆论矛头指向黄仁勋时,蒂特完全从自身立场出发与他对峙。黄仁勋被迫主动公开这段关系,舆论之火也烧得更旺。

随后英伟达股价重挫,独立董事因此有了启动内部调查的理由,黄仁勋的心理防线也很快崩溃(媒体形容为shattered)。可这一连串变故,其实都与黄乐究竟是不是间谍毫无关系。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黄仁勋本人的陈述、英伟达内部,还是美国两党官员,都已没有人再给黄仁勋贴上“黄乐间谍”的标签,就连黄乐是不是间谍,也没人敢再公开坐实。从这个角度看,黄仁勋复职并非没有依据,除非美国司法部和FBI的调查能证实黄乐确有问题,且黄仁勋对此知情。否则,整件事最终会被解读为:一群愚蠢的美国政客,加上英伟达同样愚蠢的董事会,联手扼杀了美国的AI大业。

不过,黄仁勋能否回归,还要继续观察以下几个关键变量:

其一,股东的态度。英伟达七成以上的股份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中持股最多的贝莱德(BlackRock)和先锋领航(Vanguard)各自掌握超过7%的投票权。这两家主要通过指数基金和ETF被动持股,背后是为数众多的投资者。它们一般不会轻易公开表态,但可以私下直接与董事会沟通。

一些规模较小的机构投资者则态度鲜明。Altimeter Capital的Brad Gerstner和Atreides Management的Gavin Baker以股东身份联名致函英伟达董事会。他们一方面要求董事会在挑选继任者时“将所有选项留在桌面上,包括黄仁勋潜在回归的可能性”,不赞成仓促换帅;另一方面也坦言,如果事实查清后董事会认为黄仁勋回归不符合股东最佳利益,“那完全属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

还有一些个人股东立场更坚决。亿万富翁投资者、美籍印尼华人廖凯原(Leo KoGuan)公开表示,他已在英伟达投入约13亿美元,并直言:“没有黄仁勋,就不会再投资”(“No further investment without Jensen”)。来自股东层面的压力,会促使目前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英伟达董事会重新思考:怎样做才真正符合股东利益。

其二,美国官方调查的结论。政客们如惊弓之鸟般急于撇清关系,但司法部、FBI乃至国会的调查都还没有结束。在确切结果公布之前,即便各方已经明确切割,英伟达独立董事也会完全从自身立场权衡,很难让黄仁勋迅速复职。原因在于,股东和员工的呼声与压力再大,也不必为此承担任何实际责任。

反过来,假如调查最终发现问题,而独立董事没有守住眼下这道关口,导致黄仁勋“失而复得”之后股东再受一次打击,那么独立董事就会从最初的“不知而免责”,变成“明知而担责”。

其三,员工的呼声。网上虽然到处是英伟达员工力挺黄仁勋的声音,但坦白说,这恰恰是独立董事最不在意的一环。在这种量级的高科技企业里,每位员工都受竞业禁止和保密义务的严格约束,根本不会出现集体出走的情况。

眼下的局面可能会延续到12月初,也就是国会对NDAA完成最终表决之时。民主、共和两党的鹰派仍希望借助当前局势推动NDAA顺利通过,因此此时松手的可能性不大。既然调查仍在进行,拖上一个月也说得过去。期限一到,无论与NDAA捆绑的三项法案能否通过,从美国AI大业的全局考虑,让黄仁勋回归似乎都是最佳选择。

当然,前提很可能是黄仁勋不再游说反对强化出口管制的法案。由此看来,英伟达董事会最稳妥的做法,是在这段时间里与川普团队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同时暂不敲定长期CEO人选。一旦调查明确认定与所谓黄乐问题无关,再宣布黄仁勋“王者归来”,看起来是个理性的选择。

相反,如果调查结论让黄乐事件进一步恶化,或者黄仁勋本人主动放弃、回归遥遥无期,那么以英伟达为核心的美国AI建设融资链条将不得不重构。高度依赖英伟达背书的企业会陷入困境,不依赖英伟达的AI基础设施参与者则会迎来机会,这一点已在AMD、博通等公司近期的股价上有所体现。

但从整体看,这将带来实打实的减速,不仅冲击美国AI产业,也会对整体经济造成至少是短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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