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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闭幕观察|参会人数创新低,张升民时隔32年难得在任期增选

二十大确定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合计376人,此次五中全会出席规模缩至279人,占比约74%。[Getty Images]

北京时间周四(10月29日),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五中全会)宣告落幕。官方公报披露,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额外增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此次全会参会者为中央委员162人与候补委员117人,总计279名参会者,相比去年四中全会的315人参会规模,下降了36人。若以二十大时期的376人规模作为基准,本次出席人数已缩水至近四分之三。

全会同时确认中央政治局此前对33名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开除党籍决议,马兴瑞、张又侠、刘振立、蓝天立、刘建超等人名单涵盖在内,另确认对李云泽的党内职务撤销处分。

会议还决定,中共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27年下半年召开,继续选择北京作为会场。在全面换届前夜,全会除去处理人事纪律问题外,还对干部选拔制度、党内监督机制、反腐工作等进行了系统部署。

张升民进入政治局,三十二年难得的任期增选

现年68岁的张升民,长期在军队政治工作与纪检监察部门任职,曾出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去年10月,他在二十届四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如今再度获得增选资格,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据新华社后来公布的个人资料,张升民生于1958年8月,陕西武功人,1978年入伍,现任火箭军上将,同时兼任中央纪委副书记职务。

他的晋升与军队高层接连接受纪律处分时间相重。二十届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军委班子共7人,去年四中全会曾确认对何卫东、苗华等人的开除处分,此番五中全会又确认了张又侠、刘振立等人的处分。这支班子目前仅有主席习近平和副主席张升民两人在任,其他岗位暂未补充。

在任期中间增选政治局委员,中共历史并非没有先例,但当代已属罕见。上一次发生于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时任上海市长黄菊获得增选,其后晋升为市委书记。张升民此次增选相隔三十有二年。再往前数到1985年,十二届五中全会曾一举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等6人进入政治局。2004年徐才厚虽然在全会升任军委副主席,但进入政治局要等到2007年换届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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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参会规模下滑,三十四名干部处分予以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新华社通报,本次全会的参会者包括中央委员162名和候补委员117名,共279人。对比2025年四中全会时的中央委员168名、候补委员147名,参会总数下降了36人。

二十大召开时,中央委员会规模为205人、候补委员171人,共376人。之后的各次全会都会对部分委员进行处理,部分候补委员递补为新任委员,到此次五中全会,参会人数已下至279人,较初期减少超过四分之一,占比约为74%。

处分确认方面,全会审议了中央纪委提交的18份审查报告及中央军委提交的16份审查报告,共涉34名人员。其中33人被开除党籍,李云泽被撤销党内职务。

公报特别强调,这些处分系中央政治局之前已作出的决议,全会此次仅是予以确认程序,并不代表相关人员都在此次会议期间首次被审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10月27日的通报显示,自今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0万件,其中对73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立案侦查。同期共有68万人受到处分,包括105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与反腐的安德鲁·魏德曼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发起的反腐整肃运动至今已持续十余年,非但无有衰减迹象,近年来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力度。」

从严治党与激励制约的平衡

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此次全会的主要议题。公报强调维持反腐高压态势,同时针对干部管理、组织建设、党内法规、监督制度以及党的建设责任进行了全面部署,范畴远超案件查办本身。

其中一项突出的政治表述体现为公报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专段论述,将其定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要求全党深入学习贯彻。

这一提法并非首次出现,6月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已对学习贯彻作出部署,此次五中全会是将其纳入公报的统一规范。

在领导干部的权力运用上,公报要求严格执行领导班子决策议事规则,规范「一把手」的职权行使,并着重提出要「大力破除潜规则」。这些要求与换届安排紧密相连。公报指出,结合换届工作,对新任职的领导班子成员,尤其是「一把手」,要开展政绩观培训,要求他们「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在全会召开前发表的文章指出,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核心困境是:如何确保各级官员既能执行中央意图,又不致陷入不敢施政的困境。

该文分析认为,更完善的激励制度与监督机制或可降低浪费、提高政策可预测性,但过度的纪律约束也可能加剧干部的不作为现象,影响支出和投资的进度。文章提示,值得持续观察的是《决定》能否让干部明确工作重点,为合理探索创新提供有力保障,而不仅仅是增加问责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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