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6日，江西南昌青山墓园，家属、医学生代表等参加江西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者清明缅怀追思活动。视觉中国图
「赣南医科大学的学生们，会见到我爸爸吗？他已经去做『大体老师』了。」
春天来临时，江西赣州的张全茜在社交网络上四处打听。她想确认父亲是否被看到、被记得。上个冬天的某一天，她在赣州市红十字会的办公室里，在遗体捐献确认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张路是张全茜的父亲，今年五十多岁，肝癌已经进入晚期。他生前最后的工作是做保安，更早的岁月里靠收购废品为生。躺在病床上时，父女俩开始谈论身后事该如何安排。父亲明确地表示，不必花费金钱购置墓地，也无需举办正式的葬礼。当女儿提议将骨灰带回重庆时，他拒绝了——一辈子没离开过赣州，往后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至于把骨灰撒入故乡河水中的想法，父亲也摇头了，他说自己怕冷，水不是最好的归宿。
最后，提议的反而是父亲自己。他希望女儿能帮他办理遗体捐献手续。父亲的想法很朴素——活着的时候自己帮不了别人，但身体可以。去世后用来教医学生，就当是积德行善了。
张全茜点头同意了。从那一刻起，一个念头就在她心里生根——父亲的这份决定，会不会有负于他？
在医学界，遗体捐献者被称为「大体老师」，这是一份敬重。但这份敬重曾遭到伤害。2026年10月，长沙某医学院的新生在解剖实验课后，拿「大体老师」的头骨做起了摆拍，并发布到了朋友圈，引发广泛批评。校方立刻作出回应，表示对此行为零容忍，对学生进行了处分。声明中强调，「大体老师是无言良师、大爱奉献」。
登记容易，落地却难
2025年国庆假期，张全茜回到赣州探望父亲。病房里，她用父亲的手机搜索捐献流程，在网上完成了志愿登记，随后收到了实体卡片。
但后续的手续呢？父亲不断地追问。张全茜拨打红十字会座机时发现，假期期间没有人接听。她转向了微信公众号，找到了一位工作人员的私人号码，才终于问清了整个流程——逝世后需要立刻通知，直系亲属全部要书面同意，遗体通常会被分配给附近的医学院校。
她心想，如果红十字会能在发放实体卡后主动联系一次，告诉她接下来该怎么走，而不用她自己去打探联系方式，那就太好了。
但登记和接收之间，确实存在着意想不到的鸿沟。2026年9月，湖北黄石的一户家属向媒体诉说了困境：早前在红十字会登记的遗体捐献，等到真正需要接收时，却被告知已经「库位已满」。
接收方的解释是，黄石的遗体捐献主要送往武汉各所大学的医学院，这些地方目前已经饱和。武汉大学泰康医学院随后回应，遗体调配由红十字会统一安排，用于解剖教学，「库位已满」。
湖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遗体捐献意愿登记本身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需要和家属再次确认。之所以不主动告知库位已满，是为了避免让还活着的登记者产生与死亡相关的心理困扰。但家属的困惑在于，「你们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呢？」
江浙某高校的遗体捐献中心负责人刘子安指出了其中的症结。网上登记和实体卡通常只显示「志愿已登记」，但没有明显地标注「接收能力受限、无法保证一定接收」。这样一来，很多登记者会误以为登记等于名额锁定。实际上，登记只是对意愿的表达，没有法律效力，最终还得靠直系亲属的书面同意。这一点大众普遍认知不足，结果就是，登记多年后在临终或已逝时被拒，便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
刘子安把「登记意愿与最终实现不等」列为遗体捐献事业的核心难题。登记人去世后，配偶、成年子女、父母都必须书面同意，捐献才能进行——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整个过程就会中止。他在实际工作中遇见最多的卡点，就是家庭内部意见不一致。传统的入土观念、对捐献流程的陌生、担心遗体遭到不尊重，这些都是家属犹豫的原因。他感慨道，「许多人完成了网络登记，但生前从未与全部直系亲属达成共识」。
张全茜在家属签字环节也经历了不少曲折。父亲离世前两周，奶奶遭遇车祸，刚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身体虚弱无力到现场。规定不允许代笔，必须奶奶亲自按手印，还要拍照。可奶奶的认知已经受损，她误以为这是孙女的什么申请表，就笑着签了字，拍了照。
直到如今，家人仍对奶奶隐瞒着真相。「她还会问我有没有跟你爸联系，问你爸去哪儿了。」张全茜只能编个故事，说父亲在工作，或者来了重庆。
叔叔那边也是个难题——他思想传统，讲究落叶归根，一开始强烈反对。父亲在病床上与叔叔谈了整整一个夜晚，最后才化解了这个心结。
2026年清明，红十字会打来电话邀请张全茜参加捐献者纪念活动。但她当时在重庆工作，无法赶回。父亲的遗体被接走后，她没能去接收站见最后一面。后来叔叔拍了照片给她——父亲因为严重的黄疸，面容已经改变不少。她决定保留记忆中原本的样子。
张全茜幼时与父亲张路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短缺与饱和并存
登记之后能否落地，还涉及很多家属之外的因素。
一位长期从事遗体捐献协调工作的人士曾表示，只要家人配合，团队会尽力实现捐献者的心愿。「只要还有一丝可能，我们一定帮他完成」。不过，接收容量、车辆政策、殡葬管理以及跨区域的审批程序，这些都会成为障碍。
即便完成了登记，也存在无法进行捐献的情况。涉及刑事案件的遗体，公安部门禁止捐献；遗体严重腐败或生前患甲类传染病的，必须立即火化。
有些捐献者会指定接收单位。刘子安所在的城市通过地方条例规范遗体捐献工作，建立了从办理接待、遗体接收、遗容整理、遗体修复到纪念仪式、回访慰问、骨灰送还的完整流程。本地本土捐献者定向给医学院的比例超过九成。刘子安认为，这反映了当地民众对发展本土医学教育水平的期待。
但定向捐赠有时卡在现实困难上。曾有一例，家属希望将老人的遗体送往外地某市，却被告知不行——遗体必须由殡仪馆车辆运输，而作为公务车的殡仪馆车不能跨市跨省。那位老人的心愿，最终没能实现。
2026年3月施行的新修订《殡葬管理条例》规定，遗体应当就地、就近在殡仪馆火化；确需跨区域运输的，丧属须凭接收地民政部门的遗体接收证明办理。
在黄石案例中，跨区域调配被提了出来作为解决方案。湖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因为《殡葬管理条例》要求跨区域转运需出具证明，「我们此前也在协调这方面工作」，最终确认可以将捐献者遗体调配转运至荆门市。
「名额已满」的新闻一度引起关注。但那位协调员强调，从全国看，遗体捐献其实处于短缺状态。她所在地区整体呈现供给不足，预计二三十年内都不太可能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
她分析认为，少数知名院校出现捐献集中的现象，主要源于公众对这些机构的信赖。登记时会优先指名给知名医学院，对地域间供需的失衡缺乏考虑。
刘子安观察到，位于发达城市的传统顶尖医科大学，招生人数没有增加太多，但每年接收的捐献遗体数还在上升，部分院校已经饱和甚至拒收。解剖名额、冷藏位置、排期都有上限，一旦接收站满员就无法再接，于是出现了「有登记卡却无床位」的现象。
他还提到，一些传统顶尖医科大学常年存放近千具遗体。过去可以把一些遗体用于支援其他医学院校，但现行条例规定遗体不允许跨区域转运，导致这些接收站出现浪费，接收的积极性反而下降了。
刘子安举了一个有趣的数据：江浙某眼科医院每年接收的角膜捐献接近100例，其中既捐献角膜又捐献遗体的不足30例。他认为，如果在政府层面能够把角膜捐献和遗体捐献联动协调，让更多角膜捐献者同时志愿捐献遗体，或许能解决医学院校的教学需求。
截至2026年，志愿登记遗体器官捐献的人数已超739万（这不等于实际捐献数）。2025年全年，全国共实现遗体、器官捐献6931例。
张路的遗体捐献志愿登记网络页面和遗体捐献证明。受访者供图
解剖学的桥梁作用
遗体捐献对医学院校意味着什么？
深圳大学医学部解剖学系副教授王军这样说：在现代医学体系中，解剖学分为两门主要课程。其一是系统解剖学，按功能把人分为运动、消化、呼吸、神经等多个系统，学生主要通过标本辨识来学习，几乎所有医学生都要修这门课。其二是局部解剖学，不按功能分类，而按人体部位分——头颈、背部、胸腔、腹部、骨盆、四肢，学生需要在一具遗体上逐层深入解剖，观察血管和神经的邻近关系。
系统解剖学受遗体数量的影响相对有限，真正吃紧的是局部解剖学。这门课通常在临床医学大三时开设，是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过渡的桥梁课程。学生在前两年半学习了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课目，接下来进入桥梁课程，开始转向临床实践。「所有外科手术都以手术干预为中心，而外科医生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对手术至关重要」。
当今的虚拟现实技术仍然无法取代真实遗体。王军向记者感慨，现代医院的外科专科分得越来越细，胸部外科下面再分肝胆、胃肠、甲状腺乳腺、脊柱等多个专科，这些细分都建立在对局部解剖的深度理解基础上。如果学生在局部解剖课上缺少亲手操作的机会，等真正在临床面对患者，就「无从下手」。
深大医学部与深圳市红十字会2008年联合建立遗体捐献接收中心，王军是早期参与接收工作的教师。他至今记得医学部接收第一具遗体时的尴尬。捐献者在北大深圳医院去世，医院不负责接运，他们对路不熟，也没有车辆，最后靠兄弟院校派人派车才把遗体运了回来。
他说，遗体往往还涉及角膜捐献，人去世后几小时内必须摘取，普通车不行，需要专用车。殡葬车辆管理很严格，他们跑了公安、卫生、民政多个部门办手续，购置了专用车，才把接运这个环节理顺。
中心至今已接收近800具遗体，支撑了年均700学时的解剖教学。为了妥善保存遗体，医学部配备了100个冷柜。刘子安解释说，捐献者逝世8小时内会被急速冷冻到零下30至60摄氏度保存，教学使用时再复温到4摄氏度。
王军说，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可以长期保存，教学使用是持续的消耗过程。「理论上，只要捐献给我们，我们就会妥善安置，不会拒绝」。
从全国范围看，医学教学用的遗体总体短缺，缺口也不小。王军了解到，许多院校里二三十个学生共用一具遗体，学生动手机会很少。深大医学部早年是五六个学生一组，现在也紧张成八到十个学生合用一具。
刘子安说，他所在的接收中心年均接收捐献遗体约30具，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的本科及研究生招生规模快速扩大，按照12人一具「大体老师」的教学要求，每年的实操缺口在30至60具。
业界普遍认为，平均一具遗体供6至8人实地解剖学习为最优，他们现在是16至18个学生共一具。「不是捐献增长太慢，而是供给增速跟不上医学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需求增长」。
2017年9月19日，山东青岛一所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学生，上了入学以来第一堂局部解剖课。上课前，同学们向「大体老师」默哀1分钟，集体鞠躬。视觉中国图
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父亲被接走之后，张全茜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确认他没有被辜负。
她在网上提问赣南医科大学的学生，问他们是否会见到自己的父亲，原因是她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希望从别人的视角去确认他的存在。她说这有点像打听有没有人在路上遇见过父亲，「感觉好像他还活着」。
医学生们在她的帖子下回复，讲述「大体老师」的贡献与意义。有学生写道，他们在上第一堂解剖课前会举行悼念仪式，解剖时全程有老师监督，确保每位学生都认真对待「大体老师」。还有学生在留言里向她表示感谢：「感谢您父亲对医学事业的奉献，他是个很伟大的人」。
也有医学生承诺，会以敬畏与感恩的心态，认真完成每一堂解剖课，把「大体老师」教给他们的知识，未来都用在拯救生命上。
看到这些留言时，张全茜说自己想哭了。在她的想象中，告别应该是肃穆而神圣的——父亲平静地躺着，医学生们整齐地站在身边，向他躬身行礼，每个人脸上都是凝重。「最让家属不安的，就是害怕遗体被轻视，被浪费，最后达不到他生前想帮助别人的初心」。这些真挚的回复，打消了她的疑虑，也给了她宽慰。
在她看来，父亲生前性格内敛，朋友很少，早年靠收废品谋生，曾遭人轻视。但去世之后，一届又一届陌生的医学生会怀念他、铭记他，这给了父亲生前难以获得的尊重，「他的生命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延续，有更多的人陪着我去记住他」。
张全茜对「尊重」有个明确的定义：怀着敬畏心，按照课堂规范去操作，从父亲身上学有所获，「这就够了」。这个要求虽然看似不高，却并非每一位医学生都能做到。
「敬畏生命、心怀仁爱乃医之道」。2026年10月，长沙某医学院的学生在摆拍「大体老师」头骨后，涉事院校随即发声，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全体医学生的医学伦理教育，「坚决守护医者初心与生命尊严」。
王军指出，医学教育是美与善的循环。解剖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让人深刻理解生死的实质。「无论多杰出、多精湛的医生，成长的过程都离不开捐献者的无私奉献」。
深大医学部创立了「无语体师」公开课，邀请捐献者的家属到校园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捐献者生前的故事和捐献的心路历程。王军说，每个捐献者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每一例都发人深省。医学部楼下还挂着一块感恩铭牌，上面刻着：「逝而不已，体师永志。谨向献身于人类医学事业的遗体捐献者致敬」。
山东淄博的网名「阳阳」和丈夫多年前就登记了遗体与眼角膜捐献。2025年7月，丈夫因病离世，红十字会派人赶到现场办理确认手续。眼角膜当时就摘取了，家属回避。告别式结束后，丈夫的遗体由儿子和兄弟们抬上了救护车。
「阳阳」说，丈夫经历了反复治疗、大量用药，「那种无可奈何、那种无力感、那种悲怆悲凉，对健康的渴望，整个家庭承受的苦楚，言语难以述说」。她告诉记者，无偿捐献遗体是自己和丈夫一致的愿望，「希望能给同样经受病苦的人送去一份希望」。
在张全茜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沉默劳碌的人。她隐约觉得，父亲这个决定背后，还有一层未曾言说的考量：她人在重庆，他在江西，把遗体捐出去，女儿就不用每年回乡祭祖，也省了买墓地、办葬礼的钱。「他一生都没给自己留下什么，但把能给的都给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