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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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党新高度|五中全会创历史之最背后的深层思考

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京闭幕。睽违十年之久,中央再次将全面从严治党设定为中全会的核心议题,足见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新华社公开了大会的重要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在开篇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既具有重要意义,又显得形势紧迫,并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定位这项工作。

治吏治党的局面日益复杂

就国际形势而言,全球各类挑战纷至沓来,世界步入新的变革与动荡时期,外部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从国内看,中国发展进入现代化建设基础夯实、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区域发展仍存不均衡、增速仍欠充分的状况;党的队伍方面,组成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党员干部占比持续上升。党员队伍主体保持良好,然而思想纯净度、组织健全度、作风纯正度方面依然有待加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对此,《决定》做出判断:权力长期稳固越是如此,和平时日越是久长,外部环境越显复杂,就越需强化风险意识。

从十年间隔重新确立全面从严治党这一主题,到《决定》的表述分析,充分反映出中国高层的前瞻思维与居安思危的清醒。而二十届五中全会的出席人员占比和被处理官员的数量,进一步说明了为何中央要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与紧迫性反复强调。

根据公开信息,出席二十届五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共279人(162名中央委员、117名候补委员),仅占二十大产生总数的74%(二十大选出205名中央委员、171名候补中央委员),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记录;同时大会确认对马兴瑞、张又侠、刘振立等33人的开除党籍处分,以及对李云泽撤销党内职务的决议。处分人数创下改革开放来的新纪录。

相关分析通过梳理自十六大以来的反腐数据发现了两个规律:其一,2012年十八大成为中国反腐工作的分水岭,自此之后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纪委公布的立案数与处分人数大幅攀升;其二,自二十大召开以来,反腐力度继续加大,纪委公布的立案和处分数字已超越往年同期水平。

对于这样一个体量巨大、情况复杂、治理任务繁重的国家而言,当下的政治形势说明,从治国到治党、从治党到治吏,管理体系的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毛泽东曾论述,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队伍就成了决定性因素。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能否办好事、能否坚守社会主义方向、能否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能否保持长治久安,从根本上讲,关键取决于人。

眼下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建设,最终目标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国家长期稳定、人民幸福生活。为了防止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对这些目标的腐蚀,为了构建清廉的干部基础,中国当前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彻底根治腐败,尽快推进治理现代化。

群众路线与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

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到今天,中国的决策者始终在探索党的建设、实现长期执政的道路。毛泽东在1945年那场著名对话中提出的「依靠人民民主来制约权力」的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之所以扭转乾坤、大幅改善人民生活,一个重要经验是他重视「知识化、专业化」的选人用人方略,特别强调选拔视野开阔、气度恢宏、具有改革意识、有过实际政绩的管理者。自2012年十八大起,中共推行铁血反腐、全面从严治党,同时提出了自我革命的新理念。

二十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都在完善自身建设方式。十八大以来,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找到了「依靠人民民主来制约权力」和「党的自我革命」两条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的道路。为应对治理的各类考验与风险,《决定》既提出「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法规范权力运行」等举措,又将重点聚焦自我革命,从多个维度对官员队伍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自我革命的核心在于强调执政党、行政系统、官员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本质是自上而下的权力逻辑。《决定》论述全面从严治党原则时的表述——「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与「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严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充分体现了这一自上而下的权力特征。

显然,基于自上而下逻辑的铁血反腐、全面从严、自我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如俗语所说「上梁正则下梁齐」,处在治理体系最高层的领导者的品德、素质、眼界直接影响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通过自我革命来确保最高层的「上梁」符合德才兼备的标准,让其具备忧患意识、时代眼光、亲民作风,这是对「依靠人民民主来制约权力」这一理想的重要补充。

然而正如某篇评论所指出的——「人民并非完人,所以贤能政府不可或缺;但权力也不是完美的,所以人民监督必不可少」——仅有自我革命是不够的,中国的治理同样需要「依靠人民民主来制约权力」。这一点可以从群众路线的理论来理解。群众路线是中共自毛泽东时代倡导的政治主张。党的基本法规指出,与群众的紧密关系是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失去群众支持是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党风建设、党群关系关乎党的前景命运。党在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既然群众路线如此关键,如何才能真正实行?简单说有两条路径:其一,在思想与能力层面让统治阶层自觉实行群众路线,方式是在选贤与能、用人选人上下功夫;其二,在外部压力的推动下让权力阶层必须或不得不实行群众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只有依靠人民民主来监督,政府才不敢懈怠」。

传统王朝治乱循环的深刻教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群众路线的理论虽源自共产主义运动,但若从更宽广的视角理解,群众基础的思想源远流长。纵观中国历代,任何力图天下一统的政治力量,只要眼界清明,都会明白团结各个社会阶层、整合各种力量来扩大自身的朴素道理。从周武王为击败商纣王而组建的诸侯联盟、汉初刘邦在楚汉争霸中广泛团结各方势力,到唐初李家起事后与多方力量的合纵连横,都是明证。

但对传统王朝的兴衰轮回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规律:在王朝初建时期,统治者往往容易推行群众路线,也懂得安抚民心、休养生息的重要,因为当时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聪慧的治理者会顺应大势,但进入承平时期后,形势就变得复杂。此时统治者是否真心实行群众路线就成了大问号,原因在于:其一,紧迫的压力不再如建国初期那样迫人;其二,统治者往往缺乏与群众路线相匹配的思想自觉与实际能力。

根本问题在于,传统王朝对群众路线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政策、策略、口号、理想层面,而没有将其制度化为民主治理的常规机制。因此传统王朝总是陷入魏征所言的怪圈——「善始者众,克终者少」与「在忧患中则诚心待下,既得志后则纵欲傲物」——最终无法逃脱历史周期律的束缚。

将群众路线民主化制度化是必然出路

传统王朝的教训充分说明,当群众路线仅作为政策、策略、口号、理想而存在时,其作用往往只能限于朝代更替的合法性论证或「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宣传,久而久之就可能被搁置一旁,或至多沦为知识精英对统治者的劝诫。这样下去,时间一长,王朝必然脱离群众,必然在腐败中衰亡。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制度以来,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国社会逐步生根发芽,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民主监督的价值,这也是毛泽东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观点的背景。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虽然原因多样,但其中一个因素是为了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美国学者基辛格曾写过,官僚机器可能孕育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毛泽东想要一举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反而造成了社会的严重混乱。

这说明什么?根本上讲,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学生运动虽然表面有群众路线的色彩,但因为未能纳入制度化轨道,所以在当时的极端政治环境下迅速演变成了导致社会动荡的非理性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经济、增进民众福祉、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逐步完善了治理的民主与法治方面,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具有权益意识。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2012年以后,中国高层提出了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全面依法行使权力的目标。

以史鉴今,中共执政以来建立了举世罕见的强大国家动员机制,政府通过纵向的权力系统可以快速进行社会动员和国家建设,但民主与法治方面仍有短板,群众路线的民主化制度化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长期稳定、科学治吏的现实需要,这导致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在过去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时期日益突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中国应该把铁血反腐的决心、强大的政治掌控力转化为逐步完善群众路线的民主化制度化。唯有如此,群众路线才能从「有没有意愿、有没有能力」的选择题变成「必须实行、不得不实行」的硬性约束。

民主化制度化的权力架构未必意味着照搬西方选举民主。无论从中国的文明抱负、长期积累的治理经验来看,还是为了给陷于困境的西方民主提供替代路径,中国都应该在汲取中外古今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高质量的民主方案。

正如某篇分析所述,选举民主的优势在于将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制度化,但不足之处在于忽视民众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理性程度,导致政府治理容易被民粹思潮、利益集团过度影响;而具有贤能政治特质的传统中国治理的优点在于重视选贤与能的价值,其不足在于缺乏民主的制衡,选贤与能往往难以持久。当代中国应该将选贤与能的传统、经验与民主的刚性制衡结合起来,既确保民主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又提升民主参与和监督的理性水平。若这条路能走通,中国既能铲除腐败、成功突破历史周期律,又能为全球治理困境的国家提供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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