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国土安全学会在台北组织一场学术研讨，主题聚焦「从党的治理到国家治理：五中全会决策及其对区域形势的影响」，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出席并与相关专家展开讨论。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甫指出，此次会议后，对干部的甄选与评估将转向更加倚重政治信任度。严苛的党风廉政建设框架下，官员体系中出现了「积极不作为」的现象，这成为一个关键的观察维度。地方官僚中蔓延的「主动作为风险大、消极应对风险小」思维，必然会给「十五五」目标的贯彻落实制造障碍。这形成了一个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权力中心在加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刘孟俊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五中全会的影响——强调惩罚而缺乏激励。干部与行政人员为了规避风险、自我保护，势必会事事向上级请批；金融系统或国企部门的决策者则会偏好那些容易通过验收的投资决策，优先支持符合中央政策导向的战略新兴产业，最终导致产业重复建设。
刘孟俊进一步分析道，当前五中全会的信号释放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要求——既要加强监管，也要推进作为。这实质上是将经济效果不佳与行政过失、违规行为混合处置，结果官员会自然地把风险回避与责任躲避放在决策的首位，长期战略目标势必被忽视。他的预判是，今后5至10年间，中国整体经济活力恐将出现滑落。
在「十五五」规划周期内，中国经济面临多重难题：其一，民营资本投资增速已连年下降，连国企的投资热情也明显不足；其二，虽然高新技术制造业有增长，但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其三，消费增速远未跟上收入增幅，同时整个经济体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在这样的局面下，若官僚层级缺乏承担风险的意愿，则不仅政策创新难以实现，连基本的依法行政都堪忧。
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洪耀南补充指出，中国的地方行政首长平均在职时间已从往年的约46个月缩减至目前的25个月左右。这种任期压缩带来的不仅是决策力度减弱，更导致了行动上的瞻前顾后，甚至在中共二十大前夕，地方的投资活动就已经陷入停滞，根源在于「失错代价大、无为代价小」的心态。这种转变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台湾国土安全学会秘书长萧督圜提供了一项数据：中纪委在过去一年内查处涉及「消极推卸、行动滞后、蛮横用权、虚假表态」等问题的案件数量接近12万件，这一数字占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违纪问题总量的84.7%。他指出，这类消被动顺应问题会演变成对今后实际工作规划最具破坏力的制度陷阱。
萧督圜的继续分析强调，要实现科技独立、产业升级与需求内循环，地方官员需要具备专业的研判能力、政策适配性和一定的风险承受力。然而，当参与者普遍规避风险时，改革措施的推进难度会急剧上升。伴随着中央控制强度不断提高，市场的生机与活力会相应衰退。特别是「空降官员不承认前任政策」这一现象，也大大打击了民营企业再次投资的热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权力框架内的控制力得以维持，但整个体系的运作效能却无法提升——「管得住，但动不起来」成为了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治理困局。
